中国盐文化史 中美盐谣言

盐业考古起源于20世纪初的欧洲，50年代传入日本，随后发展迅速。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盐业考古在国内是一片空白。

1999年，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实施了“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古代盐业景观考古研究”国际合作项目，这是我国第一次重要的盐业考古实践，其历史作用不可低估。接下来，随着长江三峡忠县中坝遗址的不断发掘，中国盐业考古终于拉开序幕，步入正轨。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忠县(恰干)井谷中坝遗址的发掘，揭示了大量制盐遗迹，出土了大量制盐遗物，展示了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20世纪4500年盐业发展的编年史。其中以先秦时期的制盐遗迹和遗物最为丰富。2006年，在德国图宾根大学举办的以“四川盆地古代盐业对比观察”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国际著名盐史专家傅汉斯教授强调，长江三峡井谷(恰干)的新发现填补了四川盆地史前盐业生产的空白，对全面了解四川盐业的长期发展，特别是对了解史前盐业考古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2000年，中美学者在美国加州大学和第二届东亚考古学年会上介绍了长江上游盐业考古调查和发掘的初步成果。中坝遗址野外工作结束后，中外学者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图宾根大学举办了两次中国盐业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其目的是希望研究世界其他地区制盐遗迹的考古学家能够关注中国的考古新发现，尽快建立一个尽可能广泛的国际合作小组，促进国际盐业考古和中国盐业考古的比较研究。

可以说，“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古代盐业景观考古研究”奠定了我国盐业考古的第一块基石，其示范效应引起了学术界对盐业考古的兴趣和重视，使更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盐在其研究领域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对全面推进盐业考古和盐史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

2000年后，中国盐业考古的重心转向渤海湾南岸。2002年，北京大学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莱州湾和胶东半岛的制盐工业进行了全面的考古调查，确认莱州湾沿岸的大量遗址属于制盐工业性质，遗址中遗留的大量头盔是这一地区特有的制盐器具。

随后，一系列考古调查发现了大量先秦至宋元时期的制盐遗址，每个遗址群都包含若干制盐作坊，数量从几十个到上百个不等。如此大规模的制盐遗址在世界上极为罕见。通过对寿光、广饶、昌邑制盐作坊的考古发掘，首次揭示了商代晚期、西周、东周、宋元时期的制盐作坊和大量制盐遗迹。研究人员对商代晚期以来莱州湾制盐作坊的布局、原料、设备、工艺流程有了深入了解，这项研究获得了2009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进一步吸引了中外学者对此进行研究。

近年来，我国盐业考古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从东南沿海到华南，从西北、西南到长城、东北，全国各地都有新的发现，填补了盐业考古多方面的空白。特别是继长江三峡地区发现史前制盐遗址后，东南沿海的浙江宁波大榭岛又发现了一处属于前山阳文化(距今4300-4000年)的制盐遗址。其成熟的技术表明，当地的制盐工业很可能从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继续发展。这一新发现表明，盐业考古正在成为中国考古学中一个非常有潜力的研究领域。

根据现有的考古证据，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在长江三峡、渤海湾沿岸和山西南部的界池等盐资源丰富的地区，就已经存在制盐工业及相关的贸易活动。但是，只有当制盐发展到一定规模时，才能被考古学家观察到。换句话说，中国早期对盐业的开发和利用可以推至更早的史前时期。

的确，由于早年缺乏盐业考古知识，无法鉴定制盐遗物和遗物的特殊形态。现在，通过十余年的盐业考古实践、反思和比较研究，研究者对过去一些考古发现的内涵有了新的认识，如新石器时代晚期广东珠海宝井湾遗址出土的一批“陶棍”，淇澳岛东澳湾商周时期的炉灶遗存，应属于盐业遗存；重新研究香港海岸沙丘遗址出土的一批南朝至唐代初年的窑址，也有了新的认识。可以说，这些都是在长江三峡盐业考古示范效应下得出的研究成果。

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在四川成都平原、四川盐源、云南滇池周边、江西清江流域等地揭示的一些线索，急需通过加强盐业考古调查研究来加以确认。

可以说，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盐业考古呈现出非常迅猛的发展势头。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不仅迅速填补了我国盐业考古的空白，也迅速填补和缩短了中外在该研究领域的巨大差距。如果今天重写一部中国盐业史，各地出土的大量实物资料将使这部作品更加生动、充实、鲜活、充满活力。

(李水成是四川大学文科教授)

来源：科技日报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与现状概述在国统区，只有裴文中在1947-1948年间到过甘肃和青海考察史前遗址。从1928年到1948年，经过20年的发展，中国考古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已经初具规模。虽然田野考古工作主要局限于周口店、殷墟、黄河流域和长江下游的史前遗址，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但最终摸索出了一套适合中国特点的田野工作方法，积累了一批通过正式发掘获得的科学资料。并公布了《西阴村史前遗存》()、《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裴文中)、《城子崖》(梁思永等人)、《良渚》(石)、《斗鸡台沟东区墓葬》(苏)和《罗布淖尔考古记》()。尹达在延安期间写了一本书《安阳发掘报告》。这一时期，一些学者对甲骨文、铭文、简牍、墓志铭进行了研究，取得了新的成果。其中郭沫若在日本生活时写的《中国考古学报》、《中国原始社会》、《卜辞通纂》、《殷契粹编》，都是甲骨。董作斌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也极大地促进了甲骨的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初，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及黄河、长江流域部分省级文物单位对半坡遗址、北首岭遗址、庙底沟遗址、大汶口墓地、屈家岭遗址、北尹营营遗址、商周二里头遗址、郑州商代遗址、冯浩遗址、洛阳东周城、侯马金城等汉唐重要遗址进行了研究。但大面积暴露的遗址并不多，各地野外工作发展不平衡。近年来，几乎每个省都选择保存完好的史前遗址进行重点发掘。黄河流域还有很多重点发掘。近年来，已有10多处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的遗址被曝光，其中姜寨遗址和大地湾遗址发掘了1万平方米，分别发现了10万处房屋地基。王印遗址和陶寺遗址共发掘墓葬八九百座，刘湾墓地多达1500座。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也有不少遗址发掘，面积达数百平方米以上。关庙山遗址、河姆渡遗址、草鞋山遗址、石霞遗址都有一两千平方米的发掘。在工作量最弱的西南边疆和北部荒漠草原也挖掘出了史前遗址。例如，西藏昌都的卡若遗址暴露了几十处房屋地基。在此期间，各地发掘和调查的其他重要遗址还有：登封王成刚城堡、淮阳平凉台城堡、二里头宫遗址、偃师佘祥沟商城、黄陂蟠龙城遗址、周元遗址、济南城址、曲阜鹿城遗址、凤翔秦王庙遗址、居延丰遂遗址以及汉唐时期的部分遗址。还发掘了许多结构复杂、墓葬丰富的大型墓葬，如随州曾侯乙墓、坪山中山王墓、广州南越王墓、马王堆汉墓、满城汉墓、秦兵马俑坑等。数量之多，分布之广，工作规模之大，都是过去无法比拟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田野考古更加完善，达到了更高的科学水平。20世纪50年代初，辉县刘丽鸽亭发掘中，首次成功剥离出一个完整的战车坑，一度被西方考古学家誉为考古发掘方法的新进展。多年来，中国精心的考古发掘得到了国际考古界的广泛赞誉。考古学家对原始聚落遗址和氏族公共墓地进行发掘，力求全面揭露布局，还原当时社会生活全貌。考察古城遗址，着眼于其整体规划，先确定城墙范围和城门位置，再以城门为依托，发掘主要道路和重要建筑遗迹。至于古今重叠的城市，可以充分利用文献提供的线索，根据地面现存的古建筑和某些老街，结合重点钻探和挖掘，也能较好地还原古城的平面布局。

在清理许多大型墓葬的过程中，腐烂的漆木、丝织品、帛书、帛画等都得到了妥善的处理和保存。对于散落的玉衣、铠甲、竹简，在清理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各部分的位置和关系，仔细观察并做好记录，以恢复其完整性。考古发掘还扩展到古代矿山、铜铸造和冶炼作坊、烧制砖块和陶瓷的窑址，以及造船作坊、沉船和桥梁。这些情况表明，田野考古在中国已经真正成为一项科学的学术研究工作。

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经历了哪些阶段？东汉时期(1-2世纪)命名为“古学”。《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年，说马融“传古”，贾逵“学古”，桓谭“擅古”，刑铮“擅古”。这里所谓的“古学”，特指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研究，其实也包括中国古代文献学。北宋中期(11世纪)“考古”一词最早出现在宋代吕大临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一书中。一些青铜器被收集起来，并画有物体的形状，表明收藏家，出土地点，物体的大小，铭文的拓片等。后来有些书也是按照这个模式编排的。于是，金石学诞生了，其研究对象仅限于古代的“吉祥金”(青铜彝器)和石刻。清乾隆(1736)、嘉庆(1796)年间，由于皇帝的偏爱，金石学兴盛。这时金石学已经发展到对经典和注释进行考证的层面，出现了所谓的“甘家学派”。金石学的研究对象已经从青铜器、石雕扩展到其他各种古物，所以有人主张把金石学改名为“古器物学”。到了清末，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派人到中国进行考古调查，掠夺了中国的珍贵文物，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考古带到了中国。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在河南仰韶村进行了一次考古发掘。这次发掘把西方的考古方法传播到了中国，从此中国开启了以田野考古为基础的现代考古学的新篇章。这样就打破了单纯依据文献研究历史的历史旧传统和金石学传统。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1921年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始。1926年，中国人民开始独立主持考古发掘现场(李记在山西夏县尹喜村的发掘)。“考古”一词出现在1931年和1938年出版的《后汉书》和《考古图》中。一、考古学的诞生和初步发展(1921-1948) 1。1921年，仰韶村被安特生发掘；1926年，陕西夏县尹喜村遗址进行了发掘。中国学者主持的首次田野考古工作。2.1931年，梁思永揭露后港三层栈；3.1948年苏出版《辞源》；二、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建国后)1。1959年，夏奈出版《辞海》；2.1975年苏《瓦鬲的研究》学术讲座；3.1985年，苏在发表了一次从0755到79000人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