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与中国考古学的历程

中国考古学的前身——金石学时期。

中国考古学的前身金石学，类似于欧洲金石学。在尚未进行科学发掘的条件下，以零星出土的古代金文、石刻为主要研究对象，特别注重记录和考证，以达到以经补史的目的。这种认识形成于北宋时期。曾巩的书《金石录》最早使用“进士”一词作为这类作品的名称。清代阮元、王明胜、王昌等人正式命名。宋代以来的金石学著作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古代铭文。有些作品还绘制了物体的图像，确定了它们的名称和用途，并部分记录了土地，这有其宝贵的贡献。他们的缺点是没有注意到形状和图案的排列，也没有进行断代研究，因此未能形成完整的体系。

宋代以前的古代文物研究

早在宋代以前，许多学者已经收集、考证和参观了古代文物。随着西汉初年古文经学的重现，出现了一批善于识别“古汉语”并从事这类古文经学专门研究的学者。汉高祖称帝时，“好古字”张敞对(今陕西武都)出土的“尸臣鼎”进行了考证。东汉许慎撰《说文解字》，注重从郡内山川收集丁仪等“前代古文”。

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季峻人不准盗掘魏国古墓葬，出土大量简牍，由荀旭、等人整理，编号为《纪年》、《周书》、《穆天子传》。荀旭还根据文物对古标准进行了考证。

初唐时期，凤翔出土了著名的“石鼓”，当时很多学者、书法家都有描述。

更难能可贵的是，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一书，对古城遗址、墓葬、寺庙、碑刻等历史遗迹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论述，对考古调查仍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但宋代以前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很少，基本上没有专门著作发表。

二、宋代金石学

金石学兴起于北宋并非偶然。当时正值晚唐五代割据混乱之后。鉴于君臣纲领被破坏的历史教训，宋朝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需要建立严格的伦理关系，于是极其重赏儒家经典，决定恢复礼制。在这种形势下，朝廷和士大夫热衷于收集古代礼乐物品，认真整理和研究，试图“发掘其制作意义，以补经典之不足，匡正儒家之谬误”(陆大麟语)，更好地推行礼乐制度。同时，当时历史学、古文字学、书法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对出土资料的进一步追求；自唐代以来，拓印的发展为金石学的传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促进了金石学的形成和发展。

据记载，宋仁宗的常陆是宋代最早、最具开拓性的金石学家。他带头编了一部古代器物目录，在家里收藏了十一件青铜器，让工人临摹铭文，绘制图像，刻在石头上，命名为《先秦古器图碑》(失传)；《先秦古器记》年提出了一套研究方法，即“诸子要明其制，小学之言要正，族谱要下一代。”

现存最早、最系统的古器物目录是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吕大临所作的《考古图》(十卷本)。这本书及其近20年来撰写的30卷(《宣和博古图》)充分反映了宋代古代器物研究的水平。两书分别记载了200余件和800余件古代青铜器，不仅准确记录了所收藏器物的图像和铭文，记载了其尺寸、容量和重量，并进行了一定的考证，而且尽可能地标明了器物的收藏地和收藏地。《宣和博古图》还在图旁标注了“据样制”或“减样制”，即图像的大概比例，这也为青铜器的分类命名贡献了不少。后来的书如《薛尚公《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二十卷)、《王《钟鼎款识》(一卷)、《啸堂集古录》(二卷)只是抄录铭文和释义，或者做了一些考证，纯粹是一部铭文集。

关于石刻方面的作品，欧阳修的《集古录》(十卷)，赵明诚的《金石录》(三十卷)，王祥之的《舆地碑目》(四卷)，陈思的《宝刻丛编》(二十卷)是两本书。石红的两部著作《宝刻类编》(27卷)和《隶释》(21卷)，都记载了石刻的全文。

在其他方面，除了洪尊《隶续》(十五卷)等书籍传世的钱币和《西音》的一些记载外，铜镜、玉器、画像石、砖瓦等都有单独记载，但数量较少，在当时的研究中也没有占据显著地位。

总的来说，宋代金石学相当繁荣，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就。

三元明清时期的金相学

元明时期，学术研究整体衰落，金石学方面鲜有杰出成就。

值得一提的是，元初在中国做官的色目人葛，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他走访了黄河中下游一些地方的古代，关注了古代城垛、宫殿、寺庙、墓葬等遗迹。并多方寻找古代刻碑。之后根据他实地考察所做的记录和参考文献，写成《泉志》(十六卷)。这突破了一般墓志铭学家闭门研究铭文的学风，接近现代考古调查。

元代朱德润《河朔访古记》(两卷本)是最早的玉器专著。明代曹昭《古玉图》(三卷本)是一部早期的文物鉴赏著作。

没有新的金文专著。但在雕版技术先进的情况下，《格古要论》、《考古图》、《博古图录》合为“三幅古画”，是现存较早的善本。

关于石刻，元代有潘安孝的《古玉图》(十卷)，最早研究铭文的意义；明代陶《金石例》(一卷)、《古刻丛钞》(二十卷)、赵干《金薤琳琅》(八卷)均有全文记载。

清代以来的四大金石学

清代是金石学的全盛时期，但乾隆以前并不发达，研究仍以石刻为主，包括顾的《石墨镌华》(六卷)和《金石文字记》(一卷)，以及朱彝尊和的作品。乾隆年间，《石经考》 (40卷)、《西清古鉴》 (16卷)、《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各20卷)四册，仿《西清续鉴乙编》体例，共收录清宫收藏青铜器。随后，由于甘家学派的进一步影响，与经学、史学、小学密切相关的金石学有了很大发展。

清代墓志铭家的特点是善于鉴别，考证细致，不断扩大研究范围，做一些综合全面的工作。他们收集了更加丰富的金文、铭文、钱币、印章等铭文，考证和解释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过去玉器、镜子、军符、砖瓦、泥巴等不太被重视或忽略的东西也有编。清末民初，更多的学者注意到甲骨、竹简和明器。据容元统计《宣和博古图》，在现有的

在青铜器和铭文的研究中，钱坫首先搜集商周秦汉青铜器，临摹图纸和铭文，并补充考证，编成《金石书录目》(四卷)。而程，从出土实物出发，对照《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及相关记载，论述了古代的车制、钟庆、葛吉等制度，制作《考工记》。当时注意收藏青铜器拓片和铭文的学者很多，其中阮元的收藏最为丰富，在朱维弼的协助下编纂为《考工创物小记》(十卷)。书中只收录了青铜器的手稿、说明和考证，体例与薛尚公《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相似。此后记载这方面的书有两种：一种是配有图像的，如曹再逵《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两卷)、刘锡海《怀米山房吉金图》(两卷)、吴云《长安获古编》(十二卷)、潘祖荫《两罍轩彝器图释》(两卷)、吴等。一类只接受题跋，如刘锡海《攀古楼彝器款识》(一卷)、吴荣光《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五卷)、徐桐柏《陶斋吉金录》(十六卷)，而《续录》(三卷九卷)、吴0755-。根据金文或其他古文字上的铭文，有：吴大成《清爱堂家藏彝器款识法帖》(十四卷)和《筠清馆金文》(一卷)，孙诒让《从古堂款识学》(三卷)，《攗古录金文》(三卷)和0755-7900。

石雕作品很多。《石刻题记目录》和有后记的书，往往以石刻为主，有少量题记。起初有钱大昕《愙斋集古录》(八卷)和《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六卷)，武夷《说文古籀补》(二十四卷)，闫科军《字说》(四卷)等。孙星衍、邢叔和撰写《古籀拾遗》 (12卷)后，按地区给出了历代石刻的详细目录，共计8000余种；清末有《古籀馀论》 (20卷)、苗《名原》 (18卷)、端方《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 (44卷)，记载的石刻拓片多达一两万种。王昌《跋尾》(一百六十卷)和陆增祥《授经堂金石跋》(一百三十卷)为集成资料集，均以铭文为主，仅有少量青铜器和其他铭文。它们除了记录全文外，还标明大小和藏匿地点，并附上各种铭文和作者笔记。石刻作品的断代和划分，比较重要的有：翁方纲《铁桥金石跋》(二十二卷)和《寰宇访碑录》(十卷)，毕元《攗古录》(五卷)，阮元《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十八卷)。至于专门研究某一个碑的，就更是数不胜数了。墓志铭、雕像、称号和石刻浮雕已经出版。也有人注意到了海外石刻，如刘锡海《陶斋藏石记》(八卷)、傅云龙《金石萃编》(五卷)。此外，还有叶的《八琼室金石补正》(10卷)，对历代石刻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是一部极其难得的通论作品。

其他重要著作，钱币有李作贤《两汉金石记》 (64卷)，记载历代钱币6000枚；印中有陈介祺《粤东金石略》 (12卷)，记载历代万印；玉器是吴大成《中州金石记》。根据相关文献的记载，考证了古玉的名称和用途。镜镜、瓦镜、泥印、陶文，还有一些学者已经编纂了专门的书籍。

《古代器物图册》中的综合性著作有冯和的系列《关中金石记》 (12卷)，包括青铜器、钱币、印章、镜子、石雕和砖雕，反映了清代金石学研究的广泛范围。吴大成的《两浙金石志》一书，以对古代玉器、钱币、度量衡、青铜器的实际测量为基础，推算出古代天平、度量衡的数值，极具学术价值。

随着清末民初金石学的发展，研究范围不断扩大，不仅包括新发现的甲骨文和简牍，还包括明代器皿和各种“杂器”，关注点也不再局限于文字。当时还是学者的罗振玉、王国维等编著了《山左金石志》、《海东金石苑》等各种著作。罗振玉写了《日本金石志》，马恒写了《语石》，对金石学作了全面的总结。

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后，许多学者致力于整理和研究大量科学发掘得不到的铭文，做出了自己的学术贡献。但这种研究在中国已经逐渐演变为考古学的组成部分，所以金石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已经不存在了。

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和初步发展时期(1900 ~ 1948)

以科学发掘为基础的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兴起较晚。它和其他许多现代科学一样，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考古学完全在中国诞生和发展是在20世纪，前后只有100年。总的来说，20世纪初，现代考古学思想开始传入中国。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诞生。经过三四十年代的初步发展，中国考古学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现代考古学导论(1900 ~ 1920)

19世纪末，欧洲考古学从开始到采用科学的发掘方法和类型学研究，已经繁荣成熟。当时生活在日本的中国学者非常关注欧洲考古学家的成就，并在自己的著作中加以介绍。比如1900年章太炎在介绍《古泉汇》年西方史学思想时就提到“今天的历史管理并不单纯依靠域内的古籍，皇帝和古代世界的奇闻异事都可以在洪积石层中找到，这足以弥补那些没有陷入旧史的人。”1901年，梁启超甚至在《十钟山房印举》中提到，从19世纪中叶开始，欧洲考古学家将史前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三个时期，并将中国古代史传说与其进行对比。正是在这个时候，1899年在安阳小屯村发现的甲骨文引起了王、刘铁云等金石学专家的注意。1900年，在敦煌石窟中发现了大量藏有古文字文献和其他文物的藏经洞。这两个现代学术史上的惊人发现，成为中国考古学诞生的前兆。当时，中国正处于崩溃的清政府的统治之下，古代遗迹无法得到妥善保护。虽然一些学者对考古学的意义有了初步的认识，但他们并不具备进行考古发掘的条件，以至于中国的考古学研究还没有兴起。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逐步加深，外国列强在占领沿海地区和划分势力范围的同时，也在有意觊觎广大的西部和北部边疆。为此，一些国家派出调查组潜入新疆、西藏、内蒙古和东北地区。他们有的以考古研究为名，以掠夺珍贵文物为目的，有的以测绘、刺探信息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然而，它的调查和发掘往往采用不科学的方法，破坏了许多古代文物，给我们的文化遗产造成了巨大损失。最早来中国进行考古活动的是日本人和俄罗斯人。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刚结束，鸟居龙藏就去被日军占领的旅大考察古遗址，不久又去台湾省活动。1898年，俄罗斯学士院的D.Klementz带领一支探险队在新疆吐鲁番进行发掘。

自1900年以来，一些外国探险队在西北和东北地区更加频繁，珍贵文物在海外被劫的现象非常严重。十几年过去了，到过新疆及其邻近地区多次的只有：英国的M奥勒尔斯坦因、瑞典的斯文A赫丁、德国的A格伦韦德尔和A冯勒科克、日本的广瑞大谷和立花醉乡、法国的保罗伯希和。先后发掘的遗址主要有：民丰的尼雅遗址、罗布诺尔的楼兰遗址、吐鲁番的高昌古城、交河古城和阿斯塔那墓地、吉木萨尔的北庭胡夫遗址、敦煌、酒泉、额济纳河流域的汉代烽火台、西夏至元代的黑城遗址等。他们不仅盗走了从这些遗址收集的汉晋简牍、高昌文献、丝织品和其他珍贵文物，还抢劫了基齐尔、白子溪和库木图拉石窟的精美壁画。斯坦因、伯里奥特、祖乔立花、欧登堡等。还从敦煌石窟骗买了大量学术价值很高的书籍。同时，1905年日俄战争后，鸟居龙藏逐渐将调查足迹从鲁大地区和辽东半岛扩大到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大部分地区。滨田耕也在此时发掘了旅顺刁家屯的汉墓。此外，还有日本的伊藤忠雄和关贞子，法国的E.E .沙瓦内斯和V .塞克伦等。还参观了mainland China一些省份的古代石窟寺和墓葬。法国教士P.E.Licent在天津建立的北疆博物馆，曾在黄河流域和白河沿岸进行考古调查，曾在河套地区发现萨拉乌苏河和水洞沟遗址。此外，由安德鲁斯率领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中亚考察队成员纳尔逊(N.C.Nelson)前往内蒙古和三峡地区考察新石器时代遗址。

与此同时，20世纪初又有多条穿越古代中国发达地区的铁路干线建成通车。修路工程使埋藏在各地的古代文物得以在20世纪初建成通车。修路工程使大量埋藏在各地的古代文物得以出土，便利的交通又使新出土的文物迅速移动，导致古玩市场空前繁荣，许多精品文物随即流失海外。罗振宇等墓志铭家广泛收集新出土的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文物，以及被外国调查人员盗掘的西域简牍、敦煌遗书、高昌壁画等照片，分门别类编成书籍，并以当时最好的科普特工艺印刷出版，为珍贵学术资料的保存和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价值还在于将金石学的研究范围扩大到历史时期的各种器物，提出了“考古学”的新概念，堪称现代金石学的集大成者。与清代金石学相比，研究有了很大进步，但与考古学研究仍有明显差距。

中国考古学的诞生(1921 ~ 1928)

中国考古学的真正诞生，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举起“民主”和“科学”两大旗帜后，现代科学在中国蓬勃发展的20世纪20年代。当时最先兴起的是地质科学，中国的田野考古是由地质学家发起的。

民国初年，北洋政府聘请国际知名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来华进行铁矿和煤矿的勘探，并以农商业部矿业政策顾问的身份协助工作。后来，在地质调查局的安排下，安特生与中国地质学家一起收集古生物化石。在此期间，中国北方的一些省份收集了许多古代石器。随后在1921年发现了周口店遗址和仰韶村遗址，随后进行了第一次发掘。这两处遗址在中国考古学上具有重要意义。周口店是中国最早产生人类化石的地方，以发现北京人化石和丰富的文化遗存而闻名。仰韶村是中国发现的第一个原始聚落遗址，从而确认了中国第一个考古文化：仰韶文化。这两次发现和发掘，拉开了中国考古研究的大幕。安特生对仰韶村遗址的发掘及其后对地区史前遗址的调查，均由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及其助手白参与，其书为《古玉图考》 (1923)和《金石索》 (1925)。

中国学者主持的第一项田野考古工作是李记，他最近从美国的结构人类学研究中归来。1926年初调查晋南汾河流域，同年秋发掘夏县尹喜村遗址(袁复礼也参加了工作)。他的书是《权衡度量实验考》 (1927)。这是一次国际合作的考古发掘，由美国弗里尔美术馆和清华大学研究院联合进行。美方提供活动经费，并不是中国学术机构独立进行的考古工作。发掘规模虽小，但意义深远。

早在1922年，北京大学研究院国学系就成立了考古实验室，并聘请马恒担任实验室主任和导师。碑文学家马恒不熟悉科学考古发掘。在田野考古方面，他只参观了1923年在金梦和新郑出土的青铜器和洛阳太学遗址。1924年，北京大学考古研究室成立考古学会，有所作为。1927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以滨田健二和原田庶人为代表，邀请北京大学考古学会马恒和沈坚石在东京共同组建了东方考古学会。同年，他们共同发掘了鲁大地区棋梓窝(今皮口镇)附近的单寨子遗址。不久，中国学者逐渐退出了这一活动。同样在1927年，以中国学会和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名义成立了西北科学考察组。北京大学教务长徐秉昌教授当选中方负责人，黄文璧代表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参加了该团，并赴内蒙古和新疆进行调查和发掘。这些活动由斯文赫定资助。

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中央研究院，隶属于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10月，诗雨研究所派董作斌与河南的郭保军一起，对连年出土的安阳殷墟、甲骨文进行调查和试掘，为大规模的工作做准备。殷墟的发掘被选为当时考古工作的重点，绝非偶然。这是因为传统的古史体系已经被“五四”后古史派的“疑古运动”所破坏，学者们迫切要求通过考古发掘找到可靠的古史新材料，所以他们非常重视殷王室发掘大量甲骨文所确定的殷墟，希望从这个有历史依据的地方有所突破。1929年，作为当时中国唯一具有现代考古知识和发掘经验的学者，李记被任命为诗雨研究所考古组主任。同年，中国地质调查局成立了新生代实验室，北平研究院成立了美国地质研究所

从1928年到1948年，前十年中国考古工作发展迅速，通过一系列的调查和发掘，获得了许多重要的科学资料，也造就了中国第一代具有较高野外工作水平的考古学家，为中国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后来由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关系，考古工作未能取得重大进展。

(A)新生代研究实验室对周口店的发掘

抗战之前考古工作的成果，首先是新生代实验室发掘的周口店遗址，进行了旧石器研究。周口店的发掘始于1927年，由中国地质调查局与美国赞助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合作进行。以丁文江为名誉主持人的新生代实验室成立后，在裴文中的主持下于1929年发现了第一个北京人头骨化石。随后，发现了大量的石制品和人类用火的痕迹，证实了北京人的文化遗存。1933年，在裴文中和贾兰坡发掘了山顶洞人及其文化遗存。但是，周口店人类化石的研究仍然是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下，与负责保管标本的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系合作进行的，以至于这些标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流失在美国人手中。

(2)历史语言研究所进行的殷墟发掘。

在此期间，由李记领导的历史和语言研究所考古队进行了最多的考古工作。从1928年到1937年，仅殷墟就进行了15次发掘，累计发掘面积达46000多平方米。小屯遗址发掘之初，发掘水平不高，主要目标是有甲骨文，缺乏分辨复杂遗物的能力。1930年，在国外主修考古学的梁思永回到诗雨研究所工作，不久参加了山东省黎城县城子崖遗址的发掘，探索殷墟的文化源头，鉴定出除仰韶文化外的另一处新石器时代遗迹，命名为“龙山文化”。后来发掘了安阳后港遗址，从地层上解决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殷文化的相对年代问题。通过实践经验的总结，小屯遗址的发掘方法有了明显的改进。从此，殷墟的发掘走上了科学的轨道，收获颇丰。在小屯村，诗雨研究所发掘了50多座夯土建筑，获得了22000多件甲骨文和其他珍贵文物。在侯家庄西北的尚钢墓区，发掘了十座大型殷墓和数千个祭祀人祭坑，为中国考古学和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积累了极其宝贵的科学资料。除了、董作斌、梁思永外，主要有王翔、吴金鼎、石、()、李菁英、齐雁培、胡厚宣、高渠勋、夏乃。

与此同时，诗雨研究所考古组发掘了、莘县新村、蓟县山表镇和、辉县的战国墓葬，发掘了日照龙山文化遗址。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也在很多地方进行过调查。

(3)北平研究院等单位的考古工作

北京研究院历史研究所考古组进行的田野考古工作虽然不多，但也相当重要。他们除了与北京大学考古学会等单位合作，还在马恒的主持下，于1930年对燕下渡遗址进行了调查和发掘，主要是在1933年至1934年陕西渭河流域。其中，徐炳昌(徐生)领导的发掘在沟东、沟西及宝鸡斗鸡台附近的废弃炮台，先后发现了仰韶文化遗址、周秦墓葬及汉代墓葬。罗茂德(念生)、何士奇(勒夫)、孙、苏等。后来，参与沟东发掘的苏对周、秦墓进行了整理和研究

林、等学者在东南沿海和台湾、香港进行了考古调查，美国华西大学学者在四川广汉和西康道孚附近进行了考古调查。也有去过六朝墓葬和古窑址的学者。

(4)中瑞联合科学考察组在中国西北的活动。

始于1928年之前的国际合作项目——见证了来自中国西北的中瑞科学考察组在新疆及其邻近地区的活动，并一直持续到1933年。中国学者田野考古工作主要有黄文璧对吐鲁番附近的高昌故城、交河故城、曲石高昌墓地的调查和发掘，塔里木盆地周边汉唐时期城堡、寺庙、沟渠、驻军遗址的调查和发掘，罗布泊诺尔附近汉代史前遗址、烽火台的调查和发掘。袁复礼在吉木萨尔勘测测量了唐朝北朝都护府遗址。最大的成就是瑞典学者贝格曼在额济纳河谷调查发掘了汉代广泛分布的烽火台，获得了一万多枚汉代竹简。贝格曼还在内蒙古和新疆发现了大量以细石器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迹。

(五)日本学者在中国东北和华北开展的工作。

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的滨田耕和庶人原田发起的考古活动并没有因为北大考古学会的退出而停止，他们继续独立进行调查和发掘。“九一八事变”前，该会主要活动于鲁大地区，发掘了牧羊城遗址和南山里、营城子的汉墓。“九一八事变”后，该会的活动扩大到东北其他地方，赤峰红山侯遗址、渤海上京龙泉府、元上都遗址被发掘。同时，有人以各种其他名义，对谷香屯遗址、铜沟高句丽壁画墓进行发掘，对辽代陵墓进行调查。华北沦陷后，庶人原田等人以协会或东亚文化协会的名义，对邯郸赵王城遗址和曲阜鲁灵光殿进行了发掘。从1937年到1944年，水野清义成先后8次前往陕西大同，对云冈石窟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测量，并在附近进行了一些发掘。

(6)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情况。

抗日战争时期，迁至大陆的学术机构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以合作的方式开展田野考古工作，也获得了可观的收获。如1939-1940年间，研究所考古组与中央博物馆筹备处合作(吴金鼎、曾等。)在云南大理附近发掘几处史前和南诏遗址；此外，两个单位还与中国建筑学会(吴金鼎、高渠勋、夏乃、曾等)合作。)发掘四川彭山汉代崖墓；与四川省博物馆合作(吴金鼎、王振铎、冯等。)探索成都附近的前蜀皇帝王剑墓。与北京大学文理学院合作，两次在河西走廊等地进行考古调查。其中，1945年夏乃在甘肃丁宁县杨洼湾发掘的齐家文化墓葬，首次发现了齐家文化晚于仰韶文化的地层学证据，更加有力地否定了安特生1925年对甘肃古文化分期的错误判断，是一项重要的研究成果。在此之前，1937年，刘真基于对器物形制的分析，对安特生总结的仰韶文化内容和齐家文化时代提出质疑。

解放战争时期，田野考古工作陷入停顿。在东北和华北解放区，民主政府十分重视文物保护，清理发掘了吉林西团山石棺和邯郸附近的汉墓，收藏了泾县石丰群出土的文物。在国民党统治区，只有裴文中在1947年至1948年间到甘肃和青海进行调查研究

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老一辈考古学家开始运用类型学方法整理考古资料。从梁思永对村、后岗史前陶器的研究，到郭沫若在《殷虚书契》一书中对图像学的探索，再到对殷墟陶器、青铜器的研究，苏对斗鸡台瓦的研究。陈的青铜器研究，裴文中的与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获得了类型学研究的经验，并不断深化、完善和成熟。

这一时期出版的考古著作有《流沙坠简》 (1927)、裴文中《古器物学研究议》 (1934)、梁思永《中国金石学概要》 (1934)、石鑫《中国通史略例》 (1938)、苏0700。刘鹗到陕北后，改名尹达，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考古资料，写了一本书《中国史叙论》 (1943)。

在这一时期，一些学者在甲骨文、铭文、简牍和墓志铭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新的成就。其中，董作斌的《中华远古之文化》 (1932)极大地推动了甲骨研究；殷墟出土甲骨文编为《甘肃考古记》 (1948)和《西阴村史前的遗存》 (1948-1953)。郭沫若的书，如《两周金文辞大系》 (1933)、《西阴村史前遗存》 (1937)、《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 (1934)、《城子崖》 (1935)，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容庚的《良渚》(1941)是一部史无前例的商周青铜器专著。

总之，中国考古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从诞生到初步发展，已有二十多年的时间，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当时的田野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周口店和殷墟，以及黄河流域和长江下游的一些史前遗址。其他地区和历史时期的调查和发掘很少，存在多年的联系缺失和地区空白。正因为如此，虽然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古代史专著和中国史教科书已经开始引用考古研究成果，但必然差强人意。在此期间，很少有考古专著和出版物出版。积累最多的周口店和殷墟的发掘资料没有详细公布。即便如此，毕竟造就了中国第一代学术水平较高的考古学家，建立了中国考古学这一新兴的独立学科。

这里需要提到的是，20世纪30年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继续发掘安阳殷墟。1949年初研究所迁至台北后，经几位老一辈考古学家父母的精心整理和研究，陆续出版。其中，李记撰写了第一辑《斗鸡台沟东区墓葬》 (1956)，与万家宝合作研究殷墟出土青铜器，出版了五册《罗布淖尔考古记》 (1964-1972)。十年来，张世坚持研究复杂的小屯遗址发掘资料，从0755年到79000年共出版了8册(1959-1992年)，包括B册(殷墟建筑遗存)、C册(北群、中群、B区、C区墓葬)和D册(甲骨坑层)。侯家庄西北殷罡墓区发掘资料由高渠勋在梁思永手稿的基础上整理成书，先后出版了《安阳发掘报告》 (1962-1996)第二至第九册，包括1001、1002、1003、1004、1217、1500、1550、1120。再有就是石的第十本书《中国考古学报》 (2001)，其内容是“其中一座小墓”。石还写了《中国原始社会》(1996)，这是他1942年考察敦煌石窟的研究成果。此外，还出版了张炳泉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 (1957-1972)和老甘的《小屯殷虚文字甲编》 (1957)。

中国考古学的全面发展时期——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1949年以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考古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但也经历了一些曲折。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田野考古工作在全国范围内由点及面逐步展开，取得了显著的学术成就。但是，由于“左”倾思潮的影响，对考古研究方向的认识出现偏差，阻碍了其正常发展。“文革”期间，田野考古和室内研究一度被迫中断。70年代末以后，中国的考古研究终于走上了正轨，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经历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全面发展的早期阶段(1949 ~ 1978年)

中国掌握田野考古方法的专业人员很少，其中一些人于1949年初随国民党政府的官方机构中央研究院迁至台湾省台北市，只有少数考古学家留在大陆。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日益高涨的国家建设浪潮，迫切需要普及考古知识，培养专门人才，以配合大型基本建设工程，进行符合科学要求的清理发掘。为此，老一辈考古学家竞相为北大考古专业的学生和全国考古工作者培训班的学员讲授基础课，特别是夏鼐老师，多年来亲自讲授考古学通论和田野考古方法。田野考古方法的内容包括：对考古调查、遗址和墓葬发掘中的各种遗存进行详细观察、认真处理和忠实记录，以及整理材料、编写报告的具体要求。其中，夏鼐特别谈到了考古发掘和资料整理中的地层研究，指出只有对地层进行正确的观察、记录和解释，弄清楚遗迹在地层中的情况及其相互关系，才能确定遗迹的性质和年代。他在当时和以后都反复强调：“田野考古工作的水平，不是以出土文物的美或恶为标准，而是以工作方法是否科学为标准。”这些观点对全国的考古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实际工作中，虽然1958年一些发掘现场试图打破“复杂哲学”的框架，“挖宝”的想法时常兴起，但考古界的权威人士始终坚持发掘的质量，重视地层关系，使之成为考古学家的共识。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工作量较大的重要遗址的发掘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大部分由考古研究所进行，其他则由文物局动员一起进行。一般来说，当地单位进行的大多数挖掘都是为了清理带有基础设施的坟墓。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实际工作，我们培养了一批具有较强田野考古技能的专业骨干，获得了一系列具有典型意义的发掘资料，初步建立了一些重点地区考古标本的断代尺度，积累了一套在我国地理条件下处理各种复杂遗迹的田野考古经验。Xi安半坡遗址的大规模曝光，提供了原始聚落遗址的发掘经验：正确区分文化层，明确民居建筑、防御壕、陶窑遗址与公共墓地的横向关系(这比明确纵向关系更难也更重要)，完整收集各类出土遗物，注意收集动植物标本、土壤、孢粉等反映经济生活和生态环境的资料，以便更好地还原当时社会生活的全貌。对古都遗址的考察，重在对其进行整体规划，先确定城墙范围和城门位置，再以城门为基础，发掘主要道路、宫殿、衙门等重要建筑遗迹。对于古今重叠的城址，利用文献和航拍提供的线索，根据地面现存的个体古建筑和可识别的老街，结合重点钻探和挖掘，也可以较好地还原古城的布局。至于中国考古学家对特定遗迹的细致清理，国际上早有正面评价。1951年，在辉县刘丽鸽亭发掘过程中，夏鼐首次成功剥离出一辆完整的古代木马车，曾被西方著名考古学家誉为战后考古发掘方法新进展的典范。1958年北京十三陵定陵的发掘，也为清理大型墓葬提供了经验，特别是妥善处理丝冠、玉饰等易碎文物。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全国在热情学习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同时，积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考古界也是如此。1950年春，苏联著名考古学家吉谢列夫来华讲学，《小屯殷虚文字乙编》篇《卜辞通纂》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影响很大。当时苏联学者关于考古学定义的论述被奉为经典，作为考虑中国考古学发展方向的重要依据。比如，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任务是根据实物资料还原人类社会过去的历史，为历史科学服务；而资产阶级考古则是人为地脱离历史，见物不见人，见树不见林。因此，为了摆脱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封建传统的影响，中国考古学应该从“为考古而考古”向“为历史而考古”转变，妥善解决考古与历史的衔接问题。苏联考古界长期以来一直受马克思主义学派错误思想的影响。考古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倾向相当严重，片面强调通过实物史料论证古代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忽视考古材料的基础研究，对类型学研究方法持基本否定态度。我们对苏联考古的了解非常有限，这必然会体现在实际工作中，尤其是对于缺乏实践经验的青年学生。容易表现出简单化的极端情绪，错误地把社会发展的历史当成整个历史。

1958年春，尹达作为当时中国考古界的主要领导人，在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所的两次报告上，提出了“在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考古学体系”的振奋人心的目标。具体工作如何落实还有待认真讨论，社会上掀起了“大跃进”和“批判”的浪潮。北大考古专业师生集体编《殷契粹编》本教材，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关于教材的编写，为了满足考古教学的迫切需要，一些考古学家学会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观对不同时期的考古材料进行系统整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经过头脑风暴和重写，一定会有新的进展。但由于当时计划发掘的典型遗址较少，包括Xi安半坡在内的几处重要发掘也只是开始整理资料，考古发掘报告一直没有发表，也没有进行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最后只能贴上个别例子的社会发展史的标签，并不能取得真正的成功。至于所谓的批评，首先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大型考古报告，——，《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由夏乃主编(1956年出版)，然后是苏旧书，《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1941年成书，1948年出版)，其中也批评了的“反动思想”，实际上涉及田野考古室内整理和报告准备的全部工作。这样批评的结果是，大家都很迷茫，很困惑，不知道考古研究的出路。

1959年初，尹达召开座谈会，总结新中国成立十年来的考古成果。针对“破大立大”批判运动中的种种偏差，他提出了逆势“破而立”的方针，重申了“在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考古体系”的口号，号召“全国各地的考古学家互相合作，用三至五年的时间，把中国各个阶段的各种考古著作在全国范围内，他从领导的角度表明了对类型学的态度，批判了完全否定提及“瓦罐排队”的错误倾向，指出“陶器是最大的、种类最多的文物。在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认真研究意义重大。因此，对陶器的科学研究不应该被忽视太多。“正是在这次会议之后，夏鼐应与会者的要求发表了《商周彝器通考》(1959年第4号)一文，及时地对考古研究中这一至关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作出了科学而明确的回答。当时由于田野考古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原有的考古文化名称已不能适应形势。其间，有的学者将历史民族名称与考古遗存直接联系起来，有的则主张用社会发展史的概念取代考古文化概念。因此，能否正确对待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成为考古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夏鼐主张，在对首次发现典型考古遗存的小地名进行命名的前提下，以实事求是的严肃科学态度，不要在条件具备时犹豫不决，长时间混淆不同类型的文化遗存，从而延误研究工作的进度；不要只看到片面的个别现象就给它起新的名字，这样会造成不应有的混乱和争议。至于历史上的民族名称，只适用于后来的一些文化，肯定是毋庸置疑的。否则最好用小地名命名，对可能属于历史的某个族群另作交代，以免随意标注造成历史研究的混乱。尹达和夏鼐的这些观点对克服当时的错误倾向，促进考古研究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当1960年代初期整个学术界呈现活跃气氛的时候，中国考古学领域也曾出现转机。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小屯殷虚器物甲编陶器》 教材，经过较大程度的修改和重写，作为征求意见本于1960年7月印发，在全国考古单位广泛流传。考古研究所多人执笔编写的《古器物研究专刊》 一书，则于1961年底公开出版。两书对截至50年代的考古工作成果，进行初步的综合归纳和一定的理论分析，虽然存在某些不足之处，但对考古研究的转变仍有积极意义。随后，夏鼐于1962年7月撰写《小屯遗址的发现与发掘》 一文( 《侯家庄》 1962年第9期)，通过总结已有的考古研究成果，从理论的高度将中国考古学的基本课题归纳为：人类起源和人类在我国境内开始居住时间问题、生产技术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问题、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问题、国家起源和夏文化问题及城市发展问题、精神文化(艺术、宗教、文字等)方面问题、汉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问题。他还提到，要不断改进考古研究方法，“除了运用考古学本身的各种研究方法(如地层学方法、类型学方法等)和运用文字资料及民族学资料之外，我们还要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以期取得更重要的新成果。这对于推进考古研究水平的提高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尹达则于1963年8月写成长篇论文《侯家庄》 (该文先曾印发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的有关学者征求意见，后将其第二部分“现状和展望”在《莫高窟形》 1963年第11期发表，全文见其所著《殷虚文字丙编》 一书，三联书店，1979年)，根据他本人为组织编写《居延汉简图版之部》 原始社会部分而亲自研讨考古新资料的深切感受，从理论上对考古研究中的一系列问题进行详细的阐发。该文讲到，要在考古研究中注意区分不同的工作阶段。科学的考古发掘和发掘报告的整理出版。全面而系统地科学反映某一遗址的现象，是它的首要责任。比较研究和综合研究。根据科学发掘的资料，从考古学理论的高度，深入分析其中反映的复杂现象，解决某些学术性、理论性的问题。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进行社会历史的研究。该文强调：“如果不弄清楚每个阶段应有的主要任务，从而混同起来，纠缠在一起，就会影响科学工作的进程。”尹达特别指出，必须认真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综合研究，透过一系列的科学探索，“把长时期内各种不同文化在不同地区的发展过程弄清楚”。强调这种文化发展系统的探讨，是考古研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忽视这一环节，就会造成学术上的损失”。他还再次阐述陶器在新石器时代研究中的作用，提出对新石器时代的大量陶片作目的性明确的全面而系统的研究。这些情况说明，通过1958年到60年代初的实践，从领导到群众对考古研究的方向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正在为提高田野考古的科学水平、加强资料整理和综合研究而积极努力。

这段时间，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其它局部地区，已经积累了相当一批典型遗址和墓地的发掘资料。通过几年整理出版的十多种考古报告中，既有半坡、庙底沟、屈家岭、客省庄、二里冈、沣西等典型遗址，又有经类型学分析排比成年代序列的洛阳东周墓和汉墓、长安西周墓和隋唐墓等资料。其它正在整理的若干史前遗址发掘资料，有的根据器物排队进行分期和有关问题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面对这些资料显示的文化面貌复杂情况，考古刊物开展热烈的学术讨论，研讨一些地区考古学文化的类型、分布和分期，以及埋葬制度反映的社会性质，尤其是仰韶文化的有关问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苏秉琦于1965年夏发表《苏联大百科全书》 ( 《考古学》 1965年第1期)。该文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几次实习发掘资料出发，运用类型学方法进行仰韶文化发展谱系的研究，指出在考古学文化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阶段性和差异性，即时间和空间是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因而应将文化类型和年代分期的研究区别开来。具体做法是：先划分仰韶文化的外围范围和中心范围，以及中心范围的文化类型，再按类型分析发展序列，追寻来龙去脉，进而探讨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关系变化。这些对于考古类型学的应用和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有明显的提高。但是，由于当时已经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前夜，错误的批判开始由文艺界扩大到学术领域，众多考古工作者去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因而考古研究中出现的这些新苗头未能进一步生长。

“文化大革命”期间，正常的田野考古一度全部中断。不少考古学者更加冷静地思考，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究竟如何？其间，由于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和支持，得以个别进行满城汉墓等项抢救性的重要发掘。1972年起，又在全国范围逐步恢复田野考古工作，考古文物刊物也获准复刊。被迫停业数年的考古工作者，热情投入新的发掘，迅速取得一系列重要收获。轰动一时的马王堆汉墓发掘，突出地表现了我国田野考古微观方面的技术进步情况。考古工作者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精湛的技艺，成功地揭取丝织衣物、帛画、帛书等糟朽文物；又与多种学科人员密切协作，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测试手段，进行出土女尸、纺织品和动植物标本的科学考察。田野考古的宏观方面，史前文化研究取得明显进展，不仅有计划地重点发掘从中原地区扩展到包括西藏在内的多数省份，并且在黄河中下游等地区先后发现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60年代前期建立的碳十四年代测定工作，开始在史前文化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商周、汉唐等时期都城遗址的勘察，重要遗址和墓葬的发掘，取得的成绩也很显著。但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前，错误的批判仍波及考古学领域，干扰正常的考古发掘和室内整理。考古工作者心有余悸，新的发掘资料多未详细发表，深入的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难以广泛展开，种种情况有待于根本改变。

二　全面发展的后期(1979年以来)

1979年4月，夏鼐为第一任理事长的中国考古学会宣告成立，是中国考古学研究走向繁荣的重要标志。中国考古学界这一群众性的学术团体，开始酝酿于1959年初，经过二十年的拖延，直到整个国家实现伟大转折的时刻终于成为现实。与会考古学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工作的巨大成就作了简单的回顾，充分肯定广大考古工作者三十年的艰苦努力，已经初步建立自己的考古学体系。同时又着重指出，在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否定基本的学术概念和正常的工作秩序，对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横加批判，使考古研究遭受极大的损失。因此，必须彻底批判极“左”思潮的流毒，才能解放思想、明确方向，切实搞好田野发掘和室内整理，提高考古工作的科学水平；也才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导下，积极开展各种学术问题的认真讨论，推进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80年代初期，在夏鼐的主持下集体编写《中国考古学》 、 《辉县发掘报告》 二书，以断代和专题为纲，对中国考古学的已有研究成果，特别是最近三十多年考古工作的重要收获，进行不同形式的全面总结。前书由考古研究所的二十多位中年学者执笔，于1984年出版。后书由考古研究所和其它考古单位的一百二十多位学者执笔，于1986年出版。两部综合性考古学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夏鼐为前书所写的前言强调：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根据考古学特有的研究对象来发展它特有的理论和具体研究方法，还在理论和方法上与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渗透，并利用自然科学的一些新方法。同时又讲到中国考古学发展在世界文明史研究中的意义。夏鼐与王仲殊合作为《斗鸡台沟东区墓葬》 卷首撰写的概括性特长条，则对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和目标、发展简史、研究方法、分支学科，以及与其它学科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作了全面的阐述。这些论述，对于进一步明确考古研究的方向和当前任务，有重要的帮助。

这个时期，苏秉琦将其运用类型学方法，坚持进行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的心得，在70年代中期以来多次讲演的基础上整理成文，以《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 为题正式发表( 《考古》 1981年第5期)。众所周知，旨在弄清楚一定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时间和空间关系的谱系，原属考古研究的基本课题，前述尹达1963年发表的文章即曾明确提出这方面的学术任务。但是，这种谱系研究，只有系统的科学资料积累到相当程度，才能真正提到议事日程，成为广大考古工作者的共同行动。苏秉琦正是在研究条件基本具备的时刻，从学科发展的实际出发，适时地提出“区系类型”学说。他所谓的“区”、“系”、“类型”，是指较大地理范围的历史文化区，不同文化的发展系列，以及同一文化的不同类型。简而言之，“区是块块，系是条条，类型是分支”。该文提出：“要选择若干处典型遗址进行科学的发掘，以获取可资分析的典型资料。然后，在准确划分文化类型的基础上，在较大的区域内以其文化内涵的异同归纳为若干文化系统。”后来，苏秉琦又对区系类型学说有所发展，即通过考察我国考古学文化的谱系，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中国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研究这一总过程中各考古学文化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的不平衡性。实践证明，苏秉琦的区系类型学说，对于中国考古研究的发展，特别是史前文化基础性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苏秉琦还发表《中国考古学》 、 《新中国的考古收获》 等文章，又通过考古学年会和若干座谈会上的讲话，引导大家注重对考古学方法论的研究。其中讲到，地层学上文化层的叠压，虽然提供了判断它们之间相对年代的依据，但在考察两种文化之间是否存在继承和发展关系时，则主要应借助于器物形态学，从文化内涵中去分析。又讲到，运用器物类型学进行分期断代，必须以地层叠压关系或遗迹打破关系为依据，从那些数量众多、经常出现的代表性器物中寻求变化规律；至于区分不同的类型并探讨其间的关系，则既要着眼于常见器物群的特征，又要注意虽不常见却别具特色的器物。他还强调：“不应停留在找出典型器物的局部发展序列，而应该进一步找出它们的全部发生发展过程(源和流)”；“不应停留在对个别遗址多种器物组合关系的分析，而应该进一步对多处同类遗址典型器物组合关系做出综合比较分析”。那段时间及其以后，就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问题(或仅就一个方面问题)进行论述的，还有石兴邦、俞伟超、张忠培、严文明等。苏秉琦和其他几位考古学者的论述，来源于考古工作的丰富实践。考古学方法论问题受到较多考古学家的关注，是中国考古工作水平提高的表现，而对该问题的研究又促进了考古工作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80年代以来考古研究水平提高的重要保证，在于各地考古队伍的业务素质有较大改善。1966年以前，各地田野考古工作的主力，是19521955年经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培训的300多位文物干部，由于他们原有的文化素质存在差异，加以长期忙于配合基建工程的抢救性发掘，学术水平很不平衡。北京大学和西北大学的考古专业，截至1965年毕业的200余名本科生中，当时参加工作五年以上的还不到一半。目前，全国现有考古工作人员中，

随着考古队伍业务素质的改善，各地在原有文博单位的基础上普遍建立考古研究机构，注意从学科发展的需要出发，明确当地考古工作的学术目的性，有计划地开展重点发掘，因而学术水平明显提高。过去，许多地区的考古工作，几乎限于清理历史时期的墓葬，对史前文化遗存所知甚少。现在，各地普遍加强了史前遗址的考古发掘，注意搞清楚当地考古学文化的基本面貌和发展序列，对历史时期的城市遗址和手工业遗址也加以重视，又注意进行不同时期的典型墓地系统发掘，努力消除本地区的地域空白和年代缺环。许多地区还曾大面积揭露保存较完整的原始聚落遗址，并且从宏观上揭示大范围遗址群的组合关系，获得更加丰富的实物资料。现代科技方法的进一步应用，使考古研究获得更多可靠的信息。早在50年代发掘半坡遗址的时候，即已着手的生态环境考古，受到考古学家和有关自然科学专家更多的关注，关中、华北、长江三角洲等地区的环境考古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灰像法、水选法的运用为获取农业考古资料开辟了新的途径。现代科技方法的应用，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断代技术方面，碳十四年代测定已积累2000多个数据，热释光和其它方法的测定也有相当成绩。古物成分与结构的多种分析，尤其是青铜器所含铅同位素比值分析、瓷器所含微量元素分析，以及穆斯堡尔谱等项测试的初见成效，为考古研究提供了诸多新的信息。再如，遥感技术勘测、水下考古、计算机应用、碳十三食谱测定等项工作，也都先后起步，不断取得显著的成果。

改革开放形势下与日俱增的对外学术交流活动，使我国考古学界长期基本封闭的状态得到改变。某些年轻的考古学者，热情介绍当代西方国家的当代考古学流派(其中包括美国的“新考古学派”)，选译它们的代表性论著，从而引起大家对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关注和讨论。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有关学者在认识上存在分歧，但彼此讨论有利于开拓思路，积极作用自不待言。最近几年，在中国考古学界研究水平普遍提高、相继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等重大课题讨论的情况下，苏秉琦重新提出重建中国史前史、重建中国古代史和从世界角度认识中国考古研究的任务，表明了几代中国考古学家梦寐以求、为之奋斗多年的夙愿，正在成为广大考古学者的实际行动。大家要求在逐步建立和充实各地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同时，注意吸收外国同行一切有益的东西，不仅引进新的技术，而且引进新的方法，这正是中国考古学界面临的迫切任务。研究方法的发展变化，除前已述及生态环境考察迫切任务。研究方法的发展变化，除前已述及生态环境考察受到较多的关注外，其它各个方面也有相当程度的表现。例如用埋藏学观点解释远古人类活动的行为痕迹，用概率分析等数学方法分析考古遗存的相对年代；再如用民族考古学和人口学方法，分析考古遗址的聚落形态和墓葬制度，进行社会组织结构的研究，等等。当前，诸多考古学者参与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在作出自己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