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考古 了解考古智慧树的答案

日本秋田县佛天门遗址发掘(左为赵

发掘于日本秋田县栖霞遗址。

武威磨子子遗址联合考古发掘展在日本秋田县举行。

赵编著的书

赵，1986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甘肃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西北大学兼职教授。从事田野考古30余年，主持考古调查和发掘20余次，出版著作20余部。

主要野外考古经历：1987-1988年，帮助陇南地区进行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被评为文物普查先进工作者；1986年、1994年至1996年参与并主持了庆阳西峰南座遗址发掘、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2021年第四季度“考古中国”重大工程；主持了兰新铁路复线工程、疏勒河移民工程、西气东输工程、九甸峡水库淹没区(四下川遗址)抢救性发掘等符合国家基础设施的考古发掘工作；主持编写甘肃考古图书《中国文物地图集甘肃分册》和《甘肃省志文物志》墓葬；2002年7月至2003年2月赴日本秋田县埋藏文化金融中心进行交流，2003年至2005年参加甘肃省考古研究所和秋田文化金融中心联合发掘武威磨嘴子。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宝文物被“花式出圈”。人们在感叹的同时，更想了解文物考古背后的故事。今天，记者采访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赵，听一听这位从事考古工作30多年的文物工作者的故事。

1982年，赵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主修考古学。“那时候信息不发达，没有渠道了解考古是什么。试想一下，考古可能有机会像旅游一样，去参观埃及金字塔、希腊寺庙、故宫等很多名胜古迹。”进入学校后，赵才知道他学的是田野考古。“田野考古多在发掘现场，也很难说。但现在想来，考古是我最好的选择。”回忆起青年时代，赵感慨地说。

“大学四年的专业学习，感觉考古是一件好玩的事情。乐趣在于你可以补充历史，改写历史，甚至改变历史。有很多未知的东西，尤其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通过考古研究清楚。这是一件特别有成就感的事情。”1985年底，甘肃考古研究所成立。成立的第二年，赵大学毕业，作为学院成立后分配的第一批大学生正式报到。这一等就是30多年。去过考古遗址，编过考古书籍，参加过对外交流。可以说，在甘肃几乎所有的考古遗址中都可以见到赵的身影。

1986年，赵作为考古队的一员，参加了青阳南佐遗址的考古发掘。赵说：“这是我第一次正式的野外考古，当时的领队是颜。也是我第一次从兰州飞到庆阳西峰。我当时还在一架两臂的小飞机里，只能坐24个人，还是面对面坐着。飞了近两个小时，非常颠簸。我起伏了一会儿。终于到了西峰，拖拉机在机场接了，然后灰溜溜地直奔考古现场。”

野外考古很辛苦，也很孤独。住在洞穴里和挖掘工作完全依靠双手。但是每当有重要发现的时候，那种兴奋感和获得感是无法形容的。赵说：“南佐遗址是一个聚落遗址。第一次去南佐遗址发掘，很幸运。我们在挖掘之初就找到了整个聚落的最中心点。这是一个像宫殿一样的大房子。”1994年至1996年，赵再次带队对南佐遗址进行发掘。“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疑似宫殿的遗迹是存在的，所以发掘的重点是开始暴露这个大房子。”赵对说，“当时，这座大房子的一个角落首先被发现了。后面的墙越挖越厚。这有点难以置信。它是什么样的规模？只是保存下来的墙壁已经有一米多厚了。经过三年的挖掘，终于搞清楚了大屋，但并不完全清楚大屋属于什么时代，周围有什么附属建筑，整个遗址是什么样子。后来科技考古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南佐遗址的考古发掘不断深入。”

这个遗址的挖掘花了相当长的时间。1984年至1996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先后分两个阶段对该遗址进行了6次发掘，但这6次考古发掘仅揭开了南佐遗址的冰山一角。由于其重要性，南佐遗址于2001年被确定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12月1日，国家文物局发布2021年第四季度重大项目“考古中国”，公布南佐遗址考古发掘项目最新进展。据初步调查和发掘，南佐仰韶文化晚期环濠聚落遗址总面积约600万平方米，仅九台一带的核心面积就约30万平方米，是距今5000年左右最大的聚落遗址之一。南佐遗址的新发现，对客观认识黄河中游和黄土高原特别是陇东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中的关键地位，展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具有重要意义。

1987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始。赵作为参事赴陇南进行文物普查。“1987年3月8日，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三八妇女节，我本来说要给对象买礼物的。结果礼物没买直接去出差了。”说起当时的情况，赵叶雪脱口而出两个字：“走开！”背着军用书包和军用水壶，一天大概要走三四十里路。书包里有蛋糕，黄瓜，西红柿，没有榨菜。就这样，赵走遍了陇南的九个县，除了过年回家过年，在陇南过了两年。

辅导员的工作比较复杂，需要细心，需要根据自己的专业来判断，不断地考察站点，寻找新的站点。因为在遗址上，肯定会有一些古代人类生活用的东西，一个是遗物，一个是遗物。通过遗物和遗迹，我们称之为遗迹，通过古人的遗迹，可以证明这个地方是不是遗址。此外，辅导员还要指导全体工作人员绘制、拍照、记录、报告标本。指导大家如何发现遗址，发现遗址后如何采集标本，采集标本后如何画图拍照，如何制作档案，如何鉴定年代和文化类型。赵说：“对我来说，这实际上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毕竟刚毕业不久，不太了解。我边找边学。如果我发现了什么我不知道的，我应该把它带回我的办公室，问我的老同事。”

从新石器时代到清代，甘肃在这次文物普查中有了新的发现。甘肃省调查的文物古迹总数为13051处，陇南为815处。在赵看来，通过这次调查，我们对文物有了新的认识。这些东西如果不亲身参与，只靠书本，理解起来会比较慢，不直观。

从大学学习新石器时代到参加工作，赵接触了大量的秦汉墓葬乃至明清文物。从中原到少数民族，地域特征的变化和时间空间的跨度之长，对赵来说，文物考古工作的难度系数也越来越大。但无论何时发现问题，都可以随时查阅资料，其他朝代的东西不懂或不懂，也可以及时求教。过硬的专业技能，丰富的知识储备，渐渐地，秦汉考古研究成了赵的专长。

2002年，赵作为专家赴日本秋田县埋葬文化中心进行交流。2003年至2005年，甘肃省考古研究所与秋田县埋藏文化金融中心联合发掘武威墨子，交流考古技术和经验。

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始于上世纪90年代，考古资源丰富的甘肃省既面临基础设施建设，又面临文物发掘。1992年、2003年和2007年，赵分别主持了铁路、西气东输工程和九甸峡水库淹没区(四下川遗址)的现场考古发掘工作。

每次开工前，考古所首先要考虑设计单位提供的设计图纸是否涉及古文化遗存等。如果涉及到特别重要的情况不能动，就要请求项目改线。所有考古发掘完成后才能进行施工。这样既保护了文物，又能使基础设施顺利实施。

在赵主持的几次有基础设施的野外考古中，施工设计确实部分改变了路线。他说：“当时不仅要保护文物，还要考虑建设成本和基础设施的具体情况，把损失降到最低。真的要权衡各方面。”在西气东输工程的施工过程中，赵的团队发现，施工线路的输油管道必须穿过嘉峪关的长城。“当时施工给的方案是通过管道打长城，肯定不行。如果穿孔不行，提出在长城上面建一座桥，那肯定不行。建桥会破坏长城的整体环境。最后经过多方协调考虑，提出了“地下顶管穿越长城”的方案。就是在远离长城遗址的地方从地下钻管道，既不会破坏长城本身，也不会破坏长城周边的风貌。”赵对记者说。

面对文物保护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协调发展，多年来无数文物工作者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赵说：“毕竟遗址的发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有时候在开工前，我们估计一年就能完工，但开挖后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现在我们的实力越来越强，大家都意识到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各种情况下，保护文物的方案越来越多样，大家都很配合。这很好。”

近年来，赵还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文物鉴定。他把多年的成果和收获整理成书，主持编纂了《中国文物地图集甘肃分册》和《甘肃省志文物志》号墓葬，为甘肃考古留下了重要的文献和图片。

一生选择一件事。当被问及从事考古研究30多年来最大的感受时，赵回答说：“考古是我最好的选择，我只是做好了自己的工作。江山代有才人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进来，科技和考古也在发展，人们也逐渐意识到文化传承的重要性。更多的历史答案将由我们一一解答。”

兰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