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鹏考古“李志鹏殷墟出土羊骨动物考古研究”

羊是中国古代六畜(马、牛、羊、猪、狗、鸡)之一。家养绵羊包括绵羊和山羊，在动物分类学上属于牛科下的山羊亚科，绵羊和山羊分别属于绵羊属和山羊属。羊是家畜中利用价值较高的动物，可以为人类提供多种畜产品。羊不仅可以生产肉和脂肪，还可以提供其他产品，如牛奶、羊毛和羊皮。另外，羊是食草动物，养羊消耗的饲料以杂草为主，谷类秸秆为辅。其食物来源的特点导致羊不会与猪、狗等传统家畜争夺食物。所以，家养羊的出现，代表着人类开始用草食动物开发新的生计资源(草药)，说明畜牧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目前认为，绵羊和山羊最早可能是在伊朗西南部的扎格罗斯山脉及其周边地区被驯化的，距今1万年。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到仰韶文化时期，在中国很少发现山羊亚科的动物遗存。到了龙山文化时期，发现的羊的数量开始增加，在很多遗址都有发现。根据现有的研究，中国的家养羊是在公元前3600年至公元前3000年从西方传入的，地区在干青地区。到龙山文化时期，中原地区已经出现了家养羊，并大范围存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代晚期，养羊业逐渐发展起来。然而，在我国的动物考古研究中，与家猪研究相比，家羊的研究还很薄弱，存在许多空白，如绵羊和山羊骨骼形态的分化、绵羊死亡年龄的确定以及由此反映的畜牧业和消费方式的研究等。

近年来，随着考古发掘对动物骨骼的重视，对动物遗骸的收集更加重视，动物考古学家也积极介入，为动物考古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河南安阳殷墟是商代晚期的都城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多年的发掘。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殷墟郭家湾遗址进行了发掘，暴露了一批房屋、灰坑和墓葬。2003年至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安阳市小民屯村联合进行了面积近6万平方米的发掘，揭露了一批半地穴式房屋、一处大型青铜器铸造遗址和大量商代晚期墓葬。郭家湾和小民滩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动物遗骸，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郭家湾遗址在小民滩出土的动物骨骼经笔者鉴定分析，发现有大量的羊骨。本文通过对两处殷墟出土的家养羊的动物考古分析，试图探讨商代晚期都城居民对家养羊的消费、利用和开发，以及获取羊的来源和当时的养羊策略。

一个

探讨古代人类对羊的消费和利用，首先要鉴别考古遗址出土的羊骨是绵羊还是山羊。绵羊和山羊的头骨和角中心的形状很容易区分，但四肢骨骼的形状相对较难区分。以往国内动物考古学家除了对山羊和绵羊的掌骨和跖骨的形态分化进行研究外，对其他肢体骨骼的形态分化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但在国外，不同的学者对两者的形态学区分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的研究，其中J.Boessneck的研究最为系统全面，涉及羊的大部分骨骼，其标准也经过了多年同行业工作的检验。除了对特征的把握有一些争议外，基本上是学术界公认的，其他动物考古学家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补充。我们在鉴定殷墟小民滩出土的羊骨时，第一次用这些标准区分了我国绝大部分的山羊和绵羊的骨骼，却不愿区分少数在动物考古领域仍有争议或难以把握的骨骼。

探讨古代人类对羊的利用，必须注意具体考古背景的分析。作为日常食物垃圾的羊骨和在祭祀坑、墓葬等特定礼仪背景下作为祭品或陪葬品的羊，代表了人类对羊的不同利用方式。对不同考古背景下出土的羊骨进行对比分析，是进一步研究人类食用和利用羊的基础。

此外，研究羊在古代的消费和利用，还应探讨羊在人类使用的动物资源中所占的比例，这主要取决于对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组合中羊骨所占比例的分析，其中可辨认标本数量(NISP)和最小个体数量(MNI)是两个重要的量化指标。可识别标本的数量是指可以用某一特定骨骼或部位和某一动物分类单元(如一个物种)进行识别的动物骨骼的总数。最小个体数通常是指采集的动物骨骼标本中某一属出现最频繁的单一骨骼或部位所代表的动物个体数量。两种统计方法各有利弊，结合起来可以互补。可识别标本的数量是客观存在的，个体的最小数量并不像可识别标本的数量那样受动物骨断裂程度的影响很大。

此外，本文还借鉴了植物考古学中“出土概率”的统计方法，探讨羊被人类利用的普遍程度。动物遗存的出土概率是指在一个遗址中发现一种动物的可能性，按照出土一种动物的考古遗存单元占出土考古遗存单元总数的比例来计算。这种统计方法的特点是，不考虑某一动物骨骼在所有出土动物骨骼中的绝对数量和比例，只将其分为“是”和“否”，其结果反映了动物在发掘区域的分布概率和这种动物被人类用作肉食的盛行程度。出土概率的统计可以结合可识别标本数量和动物骨骼最小个体数量的统计，更全面地揭示不同动物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

有必要探讨古代人类对羊的利用，重视羊死亡年龄结构的讨论。羊的死亡年龄结构可以反映人们饲养和消费羊的目的或策略，以及饲养和消费家羊的地点。

羊有不同的用途。英国学者塞巴斯蒂安佩恩(Sebastian Payne)曾研究过分别以产肉、产奶、产毛为主要目标的家养羊的屠宰模式和死亡年龄结构，提供了不同模式下不同年龄羊的存活率曲线(图1；图2；图3)。如果养羊的主要目的是产肉，那么当小公羊达到产肉的最佳年龄时，人们就会把大部分小公羊杀掉，只留下一小部分公羊作为种羊来繁殖后代。如果以产奶为唯一目的，人们会在2个月内杀掉大部分公羊，保留大部分母羊作为产奶羊。如果羊毛生产是养羊的主要目的，人们会饲养更多的成年个体。产羔仅限于羊的替换。不作为种羊饲养的公羊一般会被阉割，但是羊老了容易掉毛，所以成年羊一般会在六七岁以后被大量宰杀。但是，养羊的目的通常不仅限于单一的动物产品。如果养羊的目的是既产奶又产肉，那么在冬季产奶更重要、饲料不足或成本较高的情况下，多出的羔羊大多会在6 ~ 9个月大时被宰杀。如果相对重要的是产肉，冬季获得饲料并不困难，一般2 ~ 3岁的羊就宰杀了。宗教文化因素也会影响羊的宰杀方式，比如宗教禁忌、宗教节日等。此外，对野生绵羊的研究表明。羔羊出生后不久死亡率最高，老年羊死亡率也很高，其他年龄段羊死亡率普遍较低。因此，有理由推测，如果野生羊是通过狩猎获得的，猎人会发现更容易杀死羔羊和老年羊，这样，羔羊和老年个体将是遗址中的大多数羊。所以佩恩的三种宰羊模式代表的是理想情况，真实情况会因具体原因而发生变化。但我们还是可以探讨一下古代养羊的屠宰方式及其所反映的主要目的和养畜策略。

图1模式A:肉用家羊屠宰模式对应的家羊成活率曲线(图中直方图表示不同年龄屠宰的羊在羊群中所占的百分比，例如1岁屠宰的羊成活率为30%，1岁屠宰的羊成活率为70%，1-2岁屠宰的羊成活率为20%，2岁屠宰的羊成活率为50%)。

图2模式B:产奶用家羊屠宰模式对应的家羊存活率曲线。

图三模式C:羊毛生产国内屠宰模式对应的国内成活率曲线。

如果遗址中发现的羊都是当地饲养的，只供自己食用，一般来说，季节性居住的遗址中只会发现一定年龄的羊，而长期居住的遗址中会发现各种年龄的羊。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羔羊或母羊出生后不久在腹中发现未出生的羊，是一个遗址养羊的重要证据之一，因为一个遗址的居民如果自己不养羊，一般不会有这些年龄的羊。如果在遗址内就地养羊，既供居民自用，又对外销售，会出现几种情况：如果养羊的主要目的是卖肉，那么遗址出土的羊中，处于最佳市场年龄的羊会比较少，而是一些出生不久就自然死亡的羔羊和大量因不适合繁殖后代而被淘汰的老年个体；如果养羊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产奶，那么养羊人就会卖掉不能繁殖也不能产奶的公羊羔和老母羊。因此，在废墟中很少发现这样的羊；如果养羊的主要目的是生产羊毛，人们就会把羊毛少或羊毛质量差的老羊杀掉卖掉(11)。如果一个遗址的居民不自己养羊，而是依靠其他地方供应，那么遗址中发现的羊的年龄通常比较集中，大部分是销售年龄的羊，繁殖年龄的羊相对较少。市场年龄与羊的发育速度有关。正常情况下，羊的产肉量在L岁半左右开始下降。因此，大部分上市

至于羊的死亡年龄，可以根据骨骼的骨骺愈合、颅骨缝的闭合、牙齿的萌出和磨损、角的发育来推断，其中以下颌牙齿的萌出和磨损来推断羊的死亡年龄最为有效。三岁半以后，后脑勺的骨骺已经全部愈合，无法推断成年的具体年龄。羊下颌牙齿的萌出和磨损可以用来推断羊的所有年龄阶段，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牙齿比头骨和后脑勺的骨头保存得更好。因此，羊的下颌牙齿是判断羊死亡年代的最佳考古资料。由于殷墟出土了大量的羊下颌骨，为分析羊的死亡年龄提供了很好的样本资料，本文将羊的牙齿萌出和磨损作为殷墟商代晚期的日常肉食进行观察、记录和量化，以推断其死亡年龄结构。至于墓葬中葬羊的死亡年龄结构，也分析了骨愈合情况。

绵羊不同骨骼的骨骺愈合时间不同。早期愈合的骨骼包括肩胛骨(6-8个月龄)、骨盆(6-10个月龄)以及肱骨远端和桡骨近端(10个月龄)。中期愈合的骨骼包括第一、第二趾骨近端(13-16个月愈合)、掌骨和胫骨远端(1.5-2年愈合)和跖骨远端(20-28个月愈合)。后期愈合的骨骼包括跟骨和股骨近端(2.5 ~ 3岁愈合)、尺骨两端(2.5岁愈合)、桡骨远端(3岁愈合)以及肱骨近端、股骨远端和胫骨近端(3 ~ 3.5岁愈合)(12)。

绵羊不同牙齿的萌出顺序和时间不同。虽然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家养羊的品种和饲养条件不同(13)，但牙齿萌出顺序是一定的，特定牙齿的萌出时间一般在一定的年龄范围内，所以通过记录羊萌出的牙齿可以大致确定羊的死亡年龄。但需要分析所有恒牙萌出后羊的年龄，这就涉及到记录羊牙齿磨损情况的问题。国外学者对羊牙齿萌出和磨损的记录方法探索较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Sebastian Payne设计了一套方法(14)来记录绵羊下颌颊齿(包括前臼齿和臼齿)的磨损阶段。这种方法主要是根据牙齿的咬合面上暴露的牙齿和牙釉质磨损形成的图案来确定牙齿萌出和磨损的阶段。录音客观、详细、直观，缺点是不方便将录音符号输入电脑。之后，安妮格兰特设计了一套记录猪、牛、羊牙齿磨耗的方法，其中羊下颌颊齿磨耗阶段的记录方法与佩恩的方法类似，但每个磨耗阶段对应一个特定的英文字母(15)(图4)。与Payne的方法相比，该方法更便于标准化记录和计算机输入，适用于定量统计分析。后来，受格兰特的启发，佩恩改进了他记录牙齿磨损的方法，每个磨损程度对应一个特定的数字和字母组合，也可以输入到计算机记录中(16)。

图4 Grant设计的记录绵羊下颌牙齿磨耗等级的方法(m[，4]为下颌第4乳前磨牙，或记为dp[，4]，p[，4]指下颌第4前磨牙，M [，1-3]分别指第1 ~第3磨牙。)

我们采用Grant的记录方法对殷墟出土的绵羊下颌颊齿萌出和磨耗进行了鉴定，详细记录了绵羊牙齿的萌出和磨耗阶段，包括绵羊下颌游离磨牙、恒磨牙、第四前磨牙和第四乳前磨牙在完整和不完整下颌牙列上的萌出和磨耗情况。此外，形成但未磨损的牙齿记录为C(牙槽孔可见)、V(牙齿可见但未萌出)、E(刚萌出)、1/2(萌出1/2)和U(牙齿完全萌出但未磨损)。图4中的磨损阶段A意味着牙齿开始磨损而没有暴露出牙齿颗粒。

佩恩提出了一套根据下颌颊齿萌出和磨损情况判定羊死亡年龄的标准(17)。在Payne的基础上，Meilinda A.Zeder调整了记录方法，开发了一套便于输入计算机的数字记录，对应牙齿的具体磨损阶段和死亡年龄(18)。我们在记录羊牙齿磨耗的初始阶段使用了Grant的记录方法，与Zide的记录方法拟合后，根据殷墟出土羊下颌骨不同颊齿磨耗和萌出等级的组合，调整了羊龄级的推断方法(表1)。

二

殷墟出土羊骨的考古背景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地层、灰坑、宅址生活面、弃填层等活体遗存，另一类是祭祀遗存和墓葬。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使用的可辨认标本数量是基于对出土羊骨考古背景的分析，墓葬出土的活体遗物、祭祀遗物和羊骨分别统计。活化石出土的羊骨采用鉴别标本数、最小个体数和发掘概率的统计方法。祭祀遗物和墓葬中出土的动物祭祀品，大多是完整的骨骼或由关节连接的多个骨骼部分。如果把可识别的标本数量统计在内，无疑会增加一些动物的实际数量。因此，本文仅采用此类文物中出土动物数量最少的统计方法。

从殷墟肖敏村活体遗物出土的动物骨骼来看，家畜始终占哺乳动物的绝对多数，可辨认标本的数量始终占全部哺乳动物的93%以上。最低个体数在殷墟文化一期和二期较小，但在殷墟文化三期和四期也在93%以上。根据统计数据(表2)，小民滩出土的羊骨在殷墟文化一期哺乳动物骨骼中所占比例较小，可辨认标本数量仅占哺乳动物总数的6%左右。从殷墟文化二期到殷墟文化四期，可识别标本的数量占哺乳动物总数的14% ~ 19%，最小个体数始终稳定在13% ~ 18%之间。郭家湾遗址出土羊骨可辨认标本在哺乳动物中所占比例小于殷墟小民屯出土羊骨，最小个体数比例较为接近。整个殷墟时期哺乳动物中羊的比例在10%以上。根据我们对哺乳动物骨骼的定量统计，羊在哺乳动物中的相对比例已经排在猪、黄牛之后。

商代晚期小民屯和郭家湾羊骨的可辨认标本数量和最小个体数及其在哺乳动物中所占比例的统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养羊业相对稳定的规模，也说明了羊肉在殷墟居民肉类结构中的比例是相对固定的。虽然羊在居民肉类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不如猪和牛，但个体的最小数量始终在10%以上，可识别标本的比例在大部分时期都在10%以上，这也说明，

另外，小民滩和郭家湾的羊骨出土概率(表3；图5)从殷墟文化早期(一、二期)到殷墟文化晚期(三、四期)，羊骨的出土概率呈上升趋势。殷墟文化一、二期，羊骨出土概率在53%以上，殷墟文化三、四期，羊骨出土概率大增。从殷墟文化三期开始，羊骨的出土概率基本稳定在80%以上。殷墟文化早期羊骨的出土概率相对较低，可能与这一时期文化遗存发现较少有关，也可能反映出殷墟居民并不像殷墟文化晚期居民那样普遍吃羊肉。到了殷墟文化晚期，殷墟居民吃羊肉已经很普遍了。就殷墟不同区域而言，在殷墟文化二期和三期，小民屯遗址出土羊骨的概率高于郭家湾遗址，这是否反映了不同居民的社会地位差异尚难确定。但总体来说，虽然在人们吃肉的总量上，羊肉不能和猪肉、牛肉相比，但在整个殷墟文化时期，殷墟居民吃羊肉还是很普遍的。

图5殷墟出土羊骨概率图

羊除了是殷墟居民的日常肉食外，也是当时各种祭祀和丧葬仪式中常见的动物祭祀。商代晚期有大量的祭祀活动，祭祀仪式中羊的处理方式不应仅限于将整只羊埋葬或部分羊埋葬在墓中，但没有考古证据证实羊经过其他方式处理。因此，明确了祭祀动物的羊分为两类：一类是祭祀坑中出土的骨骼完整或比较完整的羊，可称为祭祀；另一种是墓葬中出土的羊肉，有的是完整的羊头，大部分是羊腿。一些学者将动物的腿与古籍中的“祭祀品”联系起来，认为它们是死者葬礼用的肉(19)。本文也赞同这一观点，认为无论是羊头还是羊腿，都是作为肉埋葬的，供逝者来世享用。此外，羊的使用还涉及到身体部位和朝向的选择，羊在所有动物祭祀中所占的比例，年龄和性别的选择等。本文只讨论羊在所有动物祭祀中所占的比例和墓葬中羊的年龄结构，以便与活化石出土的羊进行比较研究，其他问题另行讨论。从殷墟公布的报道来看，用作祭祀的羊数量比较多。按照和傅的说法，羊的数量多于猪，但却排在狗、马、牛之后(20)。小民屯遗址等手工业作坊遗址至今未发现羊的葬坑，可能说明手工业作坊地区的祭祀活动中，羊一般不作为整体祭祀。殷墟墓葬出土的动物祭祀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骨架完整的狗，这一类是祭祀品(21)；一种是作为肉类的祭品，如牛、羊和猪。作为肉祭的动物祭祀中，据不完全统计(表4)，羊的数量最多。以上分析足以看出羊在祭祀仪式中的重要性，这也可能是商代后期羊业稳定发展的重要原因。

此外，绵羊和山羊在羊群中相对比例的确定取决于绵羊和山羊骨骼形态特征的区别。我国目前对考古遗址出土羊骨的综合鉴别，是从笔者对小民屯遗址出土羊骨的鉴定开始的。其中1349份样品鉴定为绵羊，52份样品鉴定为山羊，比例约为261。可见，商代晚期山羊在绵羊中所占的比例很小。一般来说，山羊比绵羊更适合长途放牧，而绵羊则可以

商代晚期殷墟居民食用羊的死亡年龄资料主要来源于殷墟肖敏村生活遗址出土的羊骨。小民滩出土的殷墟文化早期羊下颌骨数量相对较少，殷墟文化第三期第一期只有一个下颌骨，所以我们只按死亡年龄对殷墟文化第二至四期的羊下颌骨进行统计(表5；表6；表7)，目的是在更详细的分期框架中进行研究。至于按死亡年龄统计，认为在不同的地理气候环境下，羊齿萌出和磨损所对应的年龄会有一定的差异，便于研究者日后进行对比研究。

肖敏村分为南区和北区。统计结果表明，北方地区发现的绵羊相对较少，其中殷墟文化第四期的绵羊数量最多，但只有20只标本。通过分析，笔者发现这些羊的死亡年龄结构与南区相似，说明小民滩不同区羊下颌骨的统计不会影响死亡年龄结构的分析。

第二至第四期殷墟文化两侧下颌骨数量差异不大，两侧呈现出相似的死亡年龄结构，说明死亡年龄结构基本不受左右下颌骨统计的影响，因此左右下颌骨可以一并统计。小闵滩生活遗址出土的羊的死亡年龄结构，可能综合反映了殷墟时期其所在地区居民日常食用羊的死亡年龄结构，据此可以推算出羊的存活率。由于殷墟文化第三期和第四期羊的死亡年龄结构相似，我们将殷墟文化小民滩出土的羊分为早期和晚期两个阶段，并计算了它们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存活率(表8；图6)。

图六小民潭生活遗址出土的殷墟文化时期家羊存活率曲线(上)和家羊用于产肉的屠宰方式对应的存活率曲线(下)。

从图6中可以直观地看出，殷墟文化早、晚期小民滩活遗址出土的基于家羊死亡年龄的存活率曲线，与佩恩生产肉类的屠宰方式对应的家羊存活率曲线非常接近。统计结果表明，小民滩出土的羊大多在年龄阶段之前即2岁之前屠宰，且主要集中在半岁至2岁之间，占60%以上。3岁以后的成年人只占不到25%，大部分在3岁到6岁之间被宰杀。这说明殷墟时期小民屯的羊的日常食用大体符合典型的以产肉为目的的家养绵羊屠宰模式。此外，还可能获得一定数量的羊奶、羊毛或羊皮，但这只是附带的次要目的。殷墟前期样本太少，必须等样本多了才能分析得出结论。但从有限的样本数量来看，基本符合肉类生产模式。至于第一年宰杀的幼羊，很可能代表的是一些养羊户为了避免提供过冬的草料而宰杀的羊，因为第一年的幼羊肉比较嫩，可能卖得比较高，可以弥补羊过早宰杀带来的损失。

郭家湾出土的羊下颌骨中只有32个能明确确定死亡年龄，其中19个在3岁前死亡，占59.3%，说明该地区居民食用的羊以未成年羊为主，与肖敏村的情况基本一致。

此外，殷墟小民滩、郭家湾生活遗址出土的羊中没有0-2月龄的羔羊，2-6月龄的羔羊也很少见，这说明殷墟居民食用的羊很可能不是自己饲养的。羊出生后不久的自然死亡率高。如果殷墟居民自己养羊，6个月以下的小羊会有一定数量。当然，我们也要注意，与年龄较大的绵羊相比，6月龄以下羔羊的下颌骨和牙齿保存的可能性较小。但笔者对殷墟小民滩出土的猪的死亡年龄分析表明，6个月以下的猪占10%以上，2个月以下的猪也有一定数量，说明这不是骨骼保存的结果。另外，如前所述，如果一个遗址居民食用的羊主要是外来供应的，那么遗址出土的羊年龄通常相对集中，而处于生育年龄的羊相对较少，这也正是殷墟发现的情况。肖敏屯和郭家湾是商代晚期都城遗址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殷墟文化一期和二期的初期，小民潭只是一个普通的宗族城镇。殷墟文化二期晚期以后，小民滩北部的居民很可能居住在城市贵族和普通宗族的杂居区，而小民滩南部则主要居住着铸铜工匠或管理铸铜业的贵族或官员。郭家湾可能永远是一个普通的宗族小镇。这些城市居民的羊肉资源主要依靠外部供应，或通过交换和购买，或由商王室将从贡品中收集的或保存在控制和管理的牧场中的羊分给这些居民。

小民屯和郭家湾遗址的发掘面积很大，遗址出土的羊的年龄结构及其所反映的屠宰方式，很可能代表了殷墟居民羊肉消费和供应的典型特征，即殷墟居民供应羊肉的养羊户以产肉为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代晚期的养羊经济可能是以发展肉制品为主要目的的畜牧业模式。此外，以向城市居民供应羊肉为主要目的的专业化养羊经济，可能在商代晚期已经出现。这种反映商代城乡经济制度的非自给自足的肉类供应模式，是古代社会发展到民族文明阶段和聚落城市化的产物。虽然没有关于商代晚期农村遗址的资料，但无法全面分析整个商代晚期商代文化分布范围内各地区羊业的不同情况。而商代晚期都城居民所用的羊，无论是以朝贡的形式还是以城乡贸易的形式，都主要来自农村。因此，殷墟出土的羊骨所反映的羊的屠宰年龄模式，仍能大体反映当时羊业的情况。当然，目前也不能完全否认在商代晚期的一些地区或遗址存在以生产牛奶或羊毛为主要目的的养羊经济。这就需要在今后对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更多的分析，尤其是商代不同地区农村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

此外，我们还对殷墟小民屯墓葬中作为随葬动物的羊骨的死亡年代进行了调查和分析。其中，羊腿骨骺愈合记录显示，死亡年龄小于1.5岁的羊2例，死亡年龄为1 ~ 3岁的羊5例，死亡年龄为3 ~ 3.5岁的羊1例。附在被埋羊头上的牙齿萌出显示死亡年龄分别为1 ~ 2岁和6 ~ 12个月。可以看出，小民屯墓葬中埋葬的羊也是未成年个体，这也可能代表殷墟墓葬中埋葬的羊的年龄结构，但还需要更多的资料来证实。殷墟墓葬中随葬羊的年龄构成以未成年个体为主，这与殷墟居民日常食用羊的年龄结构较为接近，很可能反映了丧葬中“事死如事生”的一面

附记：本文是笔者博士论文《殷墟动物遗存研究》 与殷墟孝民屯考古发掘报告整理工作的一部分。本论文在写作过程中获得台湾人类学与民族学学会"石璋如老师考古纪念奖奖助金"、美国路思基金会与美国学术协会理事会合作发起的"东亚和东南亚考古与早期历史个人学术研究资助项目"的资助。在整理相关资料的过程中，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诸位同仁的支持，杨梦菲、吕鹏、陶洋、慕兰、杨春先后参与了殷墟动物资料的整理，牛世山、何毓灵、王学荣、唐际根、刘忠伏、孟宪武老师对论文的写作提供了不同的帮助，袁靖老师对论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注释：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脊椎动物化石手册》 编写组： 《中国脊椎动物化石手册》 (增订版)第593页、600~602页，科学出版社，1979年。

王明珂： 《辽西地区专业化游牧业的起源——兼论华夏边缘的形成》 ,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1986年第67本第一分。

泽德，文学硕士，黑塞，文学学士，一万年前扎戈斯山脉山羊(卡普拉希尔库斯)的最初驯化，《科学》287 (5461),第2254-2257页，2000。

答.袁靖、黄蕴平、杨梦菲、吕鹏、陶洋、杨杰： 《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动物考古学研究——以陶寺、王城岗、新砦和二里头遗址为例》 ,见《科技考古》 第2辑第28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b.傅罗文、袁靖、李水城： 《论中国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家养动物的来源及特征》 , 《考古》 2009年第5期。

答.袁靖： 《中国新石器时代家畜起源的问题》 , 《文物》 2001年第5期。

b.刘莉等： 《陕西临潼康家龙山文化遗址1990年发掘动物遗存》 , 《华夏考古》 2001年第一期。

c.黄蕴平： 《内蒙古朱开沟遗址兽骨的鉴定与研究》 , 《考古学报》 1996年第四期。

d.杨杰： 《二里头遗址出土动物遗骸研究》 ,见《中国早期青铜文化——二里头文化专题研究》 ,科学出版社，2008年。

殷墟孝民屯考古队： 《河南安阳市孝民屯商代房址20032004年发掘简报》 、 《河南安阳市孝民屯商代铸铜遗址20032004年的发掘》 、 《河南安阳市孝民屯商代墓葬20032004年发掘简报》 , 《考古》 2007年第一期。

答.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脊椎动物化石手册》 编写组： 《中国脊椎动物化石手册》 (增订版)第600、601页，科学出版社，1979年。

b.同c。

J博斯内克，绵羊(奥维斯白羊座林内)和山羊(卡普拉希尔库斯林内)之间的骨学差异，载于《考古学中的科学：进展和研究调查》(第二版),纽约：Praeger出版社，第331-358页，1970年。

赵志军： 《植物考古学的实验工作方法》 ,见《植物考古学：理论、方法和实践》 第50、51页，科学出版社，2010年。

塞巴斯蒂安佩恩，绵羊和山羊的灭绝模式：来自阿斯万卡勒的下颌骨，安纳托利亚研究23,第282页，1973年

(11)保拉瓦普尼什布赖恩海斯，《人青铜时代中期黎凡特泰尔杰姆赫的城市化和动物生产组织》,《近东研究杂志》,第47卷，第2期，第81-94页，1988年。

(12)洛杉矶银家畜的老化》,载于《考古学中的科学：进展和研究调查》,伦敦：泰晤士河和哈德逊，第283-302页，1969年。

(13)答同(12)。

b.诺德尔，b野生山羊和家养山羊的表皮闭合年龄和牙齿萌出年龄》,考古科学杂志，1974年一期，第195-204页。

c.布洛克，d .拉克姆，j .苏格兰莫法代尔、邓弗里斯和加洛韦野生山羊的骨骺融合和牙齿萌出，载于《考古遗址动物骨骼的老化和性别鉴定》,牛津：英国考古报告，英国系列109,第73-80页，1982年。

(14) 同,第281-303页。

(15)拨款。一、《中国日报》使用牙齿磨损作为家畜年龄的指南》,载于《来自考古遗址的老化和灼热的动物骨骼》,牛津：英国考古报告，英国系列109,第91-108页，1982年。

塞巴斯蒂安佩恩，绵羊和山羊下颌颊齿磨损状态的参考代码，考古科学杂志，1987(14),第609-614页。

(17) 同,第281-303页。

(18)梅林达A泽德，《喂养城市：古代近东的专门动物经济》,史密森学会出版社，第90-92页，1991年。

(19)答陈公柔： 《士丧礼、既夕礼中所记载的丧葬制度》 , 《考古学报》 1956年第四期。

b.沈文倬： 《对“士丧礼、既夕礼中所记载的丧葬制度”几点意见》 , 《考古学报》 1958年第2期。

c.谢肃： 《商文化墓葬二层台上放置动物腿骨现象与“奠竁”礼比较研究》 , 《华夏考古》 2009年第2期。

(20) 袁靖、傅罗文： 《动物考古学研究所见商代祭祀用牲之变化》 ,见《科技考古文集》 ,文物出版社，2009年。

(21)李志鹏：《商文化墓葬中随葬的狗牲初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 2010年第20号。

(2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课题组：《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1号。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24) 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第213、334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安阳小屯村北的两座殷代墓》，《考古学报》，1981年4号；《安阳殷墟西区一七一三号墓的发掘》，1986年第8号。

C.史：《考古》，历史与语言研究所，1980年。

D.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殷墟墓葬之五丙区墓葬》，《1962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简报》，1964年8号。

E.安阳文物队：《考古》，《殷墟戚家庄东269号墓》，1991年3号；《考古学报》，《河南安阳郭庄村北发现一座殷墓》 10号，1991年。

资料来源：《考古》第7期，2011年

河南世纪考古发现与古气候环境经过三代考古学家的艰苦努力，至今在河南平原及周边地区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时代和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其中旧石器时代遗址相对较少，新石器时代遗址相对较多，约2000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包括7~8ka前的裴李岗文化，4.5 ~ 7 ~ 8ka前的仰韶文化，5ka左右的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中晚期遗存，3.8 ~ 4.5 ~ 7ka前的河南龙山文化。

7.8.3.1旧石器遗址的考古发现与气候生态环境

(1)小空山旧石器遗址的考古发现与气候生态环境。

根据南召县小空山遗址洞穴的阶地高度，这里应该是中更新世(周口店期)开始沉积的地方，也是古代云阳人最理想的居住地。

小空山洞穴地层分为三层。第一层为灰黑色扰动土，出土的化石有牛(Bouidae)、野猪(Sus scrofa)、普氏野马、犀牛(Rhinoceroti-dac)和Crotuta ultima。第二层和第三层为黄褐色沙土，化石种类有Crotuta ultima、Sus scrofa、Chiropossusp、犀牛、中华鼢鼠、普氏野马等。当时正值更新世晚期，考古分期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山东第三层鹿牙齿化石的铀年龄大致相当于末次冰期的高峰，约在20 ~ 30 ka前。

(2)南诏猿人化石遗址的考古发现与气候生态环境。

南诏猿人化石是在河南发现的直立人化石。发掘现场共分五层，第五层棕色砂质粘土层化石丰富，该层出土直立人牙齿和哺乳动物化石。

有21种哺乳动物化石与猿人化石同出一辙，如巨蜥幼体。其中剑齿虎是新近纪的残遗种，中国鬣狗、肿骨鹿、三门马是中更新世早期(周口店期)的典型哺乳动物，说明中更新世早期(周口店期)的生态环境和气候温暖湿润。

7.8.3.2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发现与气候生态环境

(1)下王岗遗址考古发现与气候生态环境。

贾兰坡先生通过对下王岗遗址动物骨骼的研究，开创了河南省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时期生态环境和气候的研究。淅川县下王岗遗址发现的动物群骨骼，不仅列出了当时人们食用的“菜单”，还反映了当时遗址区的自然气候和生态环境。

在下王岗仰韶文化层中发现了24种动物骨骼。有猕猴、黑熊、老虎、豹猫、野生水牛、苏门犀、亚洲象、野猪、麝、苏门羚、孔雀、麂、梅花鹿、豪猪、大熊猫等。同时，还有大量的竹灰。其中，猕猴、黑熊、老虎、豹猫、苏曼犀牛、亚洲象、野猪、麝、苏曼羚羊是适林适树的山地动物；孔雀、麂、梅花鹿、豪猪等动物适宜于疏树、草地和灌木林地区；大熊猫适合多竹的山区动物。

在上述区系中，喜温的有7种，占29.17%。这些动物目前分布范围的北界大部分不超过北纬33，更靠南的一些动物，如野生水牛、苏门犀等，在中国已经消失。其余为长江南北都能见到的适应性动物，占70.83%。这是下王岗文化层中有最喜温动物的时候，说明仰韶文化时期是一个温暖的气候，遗址中一定有茂密的森林，山上有树木稀疏的开阔地带，有草原和灌木，附近有茂密的竹林。仰韶文化时期，各文化层都发现了许多竹灰，有的甚至露出了竹纤维。仰韶文化三期的长屋中也发现了竹织物的痕迹。以上充分反映了当时的遗址区属于温暖湿润的自然气候环境。贾兰坡等人认为这一时期属于全新世温暖气候的高峰期，相当于B.Srenander气候的大西洋期。

(2)大河村遗址考古发现与气候生态环境。

大河村遗址位于郑州市东北角，属于仰韶文化。仰韶层沉积物以灰黄色、灰黑色泥质粘质粉砂为主，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动物骨骼，有竹鼠、水牛、野猪、鹿、貉鹿、麂、兔、家猪、狗、羊、鸡、龟、雉鸡、鳖、鲤、蚌、螺等。

孢粉分析结果表明，仰韶时期郑州地区的植被特征是乔木植物占优势(50% ~ 90%)，草本和灌木较少(27% ~ 48.5%)。其中，低等阔叶树的花粉(52.1%)多于松树。草本植物中，水生荇菜最多，占29.4%。其次是蒿属、唇形科、毛茛科和蓼科。

据此推测，全新世中期郑州地区的古气候环境进一步变暖。以松属为主的针叶林-草地植被逐渐被以栗、普洱、赤杨、鹅耳枥、榆等阔叶树为主的针阔混交林取代，松属次之。热带和亚热带树种，如铁杉、罗汉松、栎属、白桦、古力-达姆达尔、木犀科和枫杨，散布在森林中。这些喜温乔木植物的花粉占木本植物花粉的24.5%。草本植物中，水生荇菜、眼子菜科、玉簪科和湿地菜科数量较多，占草本植物的37.8%。大量喜温水生植物的出现，表明中全新世的气候特征与今天长江中下游的亚热带气候相似，相当于B.Srenander气候的大西洋期。另外，Lychnotnamnites等水生植物的出现，说明平原地区是浅水湖泊环境。

也有人从半定量的角度对该地区的降水进行了初步研究。根据大河村遗址流行的全塑全烧建筑技术和遗址出土的莲子、螺蛳壳、蚌类、兽骨中的貉、麂、竹鼠等考古成果，他们认为全新世中期大河村地区的冬季比现在温暖，年降水量比现在多。因为只有年平均降水量> 1000mm以上才能满足竹子的正常生长，所以推断当时的年平均降水量可能> 1000mm以上。

(3)濮阳西水坡龙湖人墓葬的考古发现与古气候环境。

传说中的五帝之一，——年的迪丘，颛顼的都城，位于河南平原中北部濮阳市西南的一座高山上。颛顼是我国古代文明时期首创“绝地通天”的始祖，集神性、巫术、政治于一体的宗教文化。颛顼谴责共工“荡洪害天下”，消灭共工的皇位。

1988年，濮阳西水坡发现一座古墓。45号墓中，器身两侧有蚌壳制成的龙虎，呈龙虎合一状(图7.3)。人的骨架居中，背部挺直，头部朝南朝西。在人骨周围，一只伊龙虎是用蚌壳做成的，一只

图7.3濮阳市西水坡龙虎人组合图

(据李雪芹、蒋等译，2001)

孙长虹和郭树元对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双壳类进行了研究。共有33种，其中31种形成Lamprotula-Cuneopsis-Unio组合，称为西水泊贻贝动物群，时代为中全新世早期。贝壳14C测年为646545a，同一层出土的陶器显示了仰韶文化早期(7 ~ 6ka)遗址。该动物群与长江中下游洞庭湖、鄱阳湖、太湖及其周边水域的现代贻贝动物群十分相似。它属于东洋、印支亚动物地理区，属亚热带湿润气候。根据动物群所反映的生态环境，该地区应该有湿热的气候，丰富的降雨，河流和湖泊的网络。

(4)殷墟考古发现与气候生态环境。

1977年至1978年，在安阳殷墟墓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考古钻探，发现了近700个祭祀坑。除陶器、骨器和玉器外，墓中还出土了820件白陶。117匹马、1头小象、牛、猪、羊、狐狸、海狸、猴子等动物被埋在祭祀坑中。这说明了殷代马被开发和“殷人顺象”的真实情况。

在殷墟的男女墓中发现了玉人、龙凤、怪鸟怪、各种动物。动物包括老虎、大象、熊、猴子、鹿、马、牛、狗、兔子、羊头和野兽。鸟类包括鹤、鹰、猫头鹰、鹦鹉、鸽子、燕子、鸟、鸬鹚、鹅等。还有鱼、青蛙、乌龟、蝉和螳螂。玉雕动物27种，大多见于殷墟出土的动物骨骼和甲骨文记载，以及以往殷墟出土的玉雕，鹰、鸽、鸬鹚、鹤、螳螂等5种为首次发现。

殷墟甲骨文中有粟、黍、麦、稻等作物的记载，有屯田、施肥的记载，也有圈养马、牛、鸡、狗、貘等六种牲畜的记载，反映了当时畜牧业的发展状况，说明殷代古气候、环境已接近今天。

(5)郑韩古城遗址考古发现与气候生态环境。

郑韩故城位于河南平原的中西部，也就是现在的新郑市区，著名的双河就在附近流过。据记载，公元前8世纪中叶至公元前230年，是春秋战国时期郑和韩国的都城。

城市场地平面略呈不规则长方形，东西长约5000米，南北宽约4500米。中间有一堵夯土墙把老城区分成东西两部分。

西城最重要的发现是位于西北部的地下冷藏建筑遗迹。冷库的填土中出土了大量的陶、砖、瓦、铜、铁、骨等。填土中出土的动物骨骼约占出土文物总数的一半，以牛、猪骨骼最多，其次是马、羊骨骼，还有少量鹿、鸡骨骼。

在东城以北的张龙庄村南部，发现了一处春秋战国时期的制骨作坊遗址，面积约2万平方米。在这个制骨遗址的文化层中，出土了大量带有锯痕的废骨料、骨器、骨器半成品、细砂磨刀石、铜刀等制骨工具。初步鉴定聚集体中有牛和猪的树胶、肩胛骨和鹿角。反映了接近今天的气候环境。

7.8.3.3的作物考古与气候生态环境

(1)粟、黍和黍的考古发现与气候和生态环境。

小米，小米，小米指的是小米集团，是中国农业的开端。目前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仰韶时代，仰韶时代农业的基础是小米。例如，仰韶遗址中有许多由石头、蛤蜊和骨头制成的农业工具，最重要的证据是小米(小米的一种)已经被发现

（2）高粱考古发现与气候生态环境

1955年，在江苏新沂三里墩遗址龙山文化层以上殷周文化层中发现有高粱秆和叶的遗迹，河北石家庄市庄村发掘战国时赵国的遗址，也发现有两堆炭化高粱。

苏北殷周、河北石家庄战国及洛阳西汉诸遗址中高粱的发现，似乎表明高粱是华北地区的原生粮食作物。它的种植，标志着该时期古气候环境趋于冷湿。

（3）稻的考古发现与气候生态环境

1921年，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新石器文化遗址，在携返瑞典多件仰韶出土陶片中，有一陶罐残片上充满谷壳印痕。后经瑞典植物学家G.Edman及E.Soderberg研究，鉴定为人工栽培稻谷（Oryza Sativa）的外壳。

近年陕西华县柳子镇仰韶文化层中，草灰中除粟的外壳外，还发现有类似稻壳的遗迹。稻的种植，标志着该时期古气候环境是较温暖的。

（4）小麦考古发现与气候生态环境

殷代卜辞中已有麦字，但史前华北小麦的种植，至今尚无确凿的证据。安志敏先生于1949年首先提出，仅北平历史博物馆所藏山西保德县王家湾出土似为史前时期之陶片上，印有某种谷粒及芒之痕迹，颇似麦粒。

1955年春，安徽省博物馆在河南平原东临亳州东乡钓鱼台古文化遗址中，发现一件陶鬲之内盛有炭化麦粒，计重1市斤13两。该遗址所发现的黑陶与龙山遗址的黑陶完全相同，故断定遗址是龙山文化遗址，麦粒也是属于龙山时代的，麦粒经小麦育种学家金善宝教授鉴定，系古代小麦Tricticum antiquorum的一种。麦的种植，标志着该时期古气候环境是较冷湿的。

（5）大麻考古发现与气候生态环境

1931年，李济生在安阳发掘报告中提到殷代埋藏的戈形兵器，有些外表有“极显著的布纹”，但布的原料是否是大麻，并未说明。

据研究，卜辞和金文中还没有麻字，而《诗经》中麻字有7处可见；洛阳烧沟汉墓中出土写有“麻刀石”字样的陶仓；新郑工农路一座西汉晚期墓中出土一件小陶壶上，用隶书写有“麻子”，壶中装有已经炭化的麻子。说明古代华北地区的布应该是以大麻为原料。麻的出现，标志着该时期古气候环境是较凉的。

这件事没有详细的后续报道，无法获知究竟是考古学家对还是餐厅老板对。

出于对“专家”二字，大多数人的第一直觉应该都是认为餐厅存在问题，但餐厅老板那句“如果是真，罚我倾家荡产”说的确实很自信。若确实是考古学家冤枉了老板，那么这件事就非常的讽刺了。

事实上，大家对这件事的关注，反映出的是两个问题。

一、生活中充斥着太多不法的商家，群众对商家没有信任感。作为不具备专业性知识的普通群众，我们无法去辨认货品究竟是真是假。往往买了东西，不仅损耗钱财，而且还对健康无法保证。人们愤怒，却束手无策，因为这样的情况存在在各行各业。

二、所谓的“专家”，我们又是否可以信任？过去大家的“专家”是完全信赖的。但是如今，却并不是如此了。各种所谓的“专家”不断地出现在新闻中，而且往往还是负面的。滥竽充数、投机取巧、唯利是图的“专家”比比皆是。周立波说过：“所谓专家就是一些自己搞不明白又让别人搞不明白的一群人。”

在这件事上，是“商家”与“专家”之间的较量。若真的是猪肉，不说“倾家荡产”，按照法律改怎么罚就怎么罚。若是考古学家们冤枉了商家，那么中国就该好好反思一下教育界学术人群的专业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