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特生对中华文明的理解

一百年前的1921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1874-1960)在河南三门峡地区仰韶村发现了“仰韶文化”，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的起点。仰韶文化是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中游的一处重要遗址，持续时间约为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3000年，分布于今甘肃至河南一带。目前，考古学家在这一地区发现了数千处仰韶文化遗址。仰韶文化的发现改变了西方学术界“中国没有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结论。

安特生与中国。

安特生的名字大家都很熟悉。他是瑞典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除了“仰韶文化”，他的名字一直与“北京人”等中华文明早期形态联系在一起。民国成立不久，一切都成了废墟。1914年，北洋政府邀请时任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地质学教授、瑞典国家地质调查局局长的安特生来华，担任农工商部矿业政策顾问，并与新成立的中国地质调查局合作，调查中国的铁矿和煤矿。当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相继侵略中国时，瑞典被认为是少数几个没有帝国主义野心的西方国家。同年2月，留英归来的地质学家丁文江(1887-1936)被任命为矿务局地质调查所所长。1915年春天，两位地质学家在北京相遇。他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丁文江去世。他们还创造了中国地质史乃至中国史前史的许多奇迹。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史前历史的起源是中外考古学家合作的结果。安特生在史前考古方面的专业素养和丁文江的远见卓识成就了中国现代考古史上的这一伟业。

安特生与丁文江一起组织了中国第一次现代地质调查，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地质学家。在矿产勘探过程中，安特生发现中原地区的许多地层中含有大量古生物化石，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1916年后，安特生和丁文江决定调整工作重心，专注于古生物化石的收集和整理，这也是安特生真正的兴趣所在。收集古生物化石的计划促成了随后的几项重大考古发现，包括周口店北京人头骨化石和河南渑池仰韶新石器时代人类遗址，真正拉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帷幕。中国的史前考古和田野考古都是从安特生开始的。仰韶村、马家窑等遗址发现的中原彩陶，让世人真正认识到新石器时代东亚丰富的史前历史。这些令世界惊叹的发现是中瑞两国考古合作的成果。当时双方签订了发掘协议，约定双方各持一半发掘款。安特生的研究成果应该发表在中国期刊《中国古生物志》上。瑞士方面保存的发掘物现在在斯德哥尔摩的东方博物馆，属于中国方面的另一半发掘物因战争而大多丢失。

1918安特生在河南考察期间。

1925年，安特生在阔别11年后回到瑞典。1926年，他出版了《Drake Noch de Frmmande Djvlarna》一书。过去，安特生的学识大多是基于他的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的身份，他的名声更多是基于他是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奠基人。但对于欧洲大多数人来说，安特生的名字与这本名为《龙与洋鬼子》的通俗读物密切相关，该书很快被翻译成德语和英语。本文以该书为中心，试图梳理出安特生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安特生《龙与洋鬼子》 1926年瑞典书影。

了解中国的前提。

安特生不仅在中国生活多年，而且他的史前考古发掘也与中国文化密切相关，所以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是基于经验。如果一个西方人想要了解中国人及其文化的特点，他必须首先了解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国家的优越感：这个相对孤立的中国产生了一种一直困扰着中国精神的观念，即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一个凌驾于一切野蛮王国之上的国家。牢记这一事实非常重要，因为只有了解这一事实，才能理解上世纪下半叶欧洲无敌机械文化入侵中国所带来的精神困惑和深深的焦虑。

只有理解了这样一个前提，西方人才能真正理解中国人在经历“三千年来前所未有的变化”时有时过于激烈的反应。安特生改革了欧洲对亚洲民族特别是中国和日本使用的代表性歧视术语“黄祸”，将东亚的文化入侵称为“白祸”，西方人的到来使革命在中国不可避免。安特生清楚地意识到革命对中国传统文化意味着什么；

辛亥革命虽然向艰难的复兴之路迈了一小步，但也摧毁了很多有审美价值的东西。所有象征皇权的物件都被一扫而光，其高超的艺术价值被忽视。精致的龙旗换成了象征“五国共和”的五色旗。以前穿传统民族服装的官员现在也穿礼服，戴高帽。最不可思议的是建筑，奇异怪诞。没有人敢为这个怪物般建筑的存在负责。

品味退化，旧的坚定的审美趣味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房屋和商店里各种华而不实的装饰。在我看来，这些比内战和缺乏政府更糟糕。

但是，艺术、建筑、手工业必然会复兴，人们必然会喊出重拾伟大民族传统的口号。

在安特生看来，革命虽然必要，但也不能建立在破坏无数中国自己拥有的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中西文化的精神内涵不同，中国文化的某些特质值得安特生羡慕：他们种牡丹，养金鱼，或在树荫下冥想。而西方人则在努力追求外界的一切，或者用科学去改变世界。他所担心的是作为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的根本的中国传统美学和中国精神在未来的命运，而这些问题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国知识分子思考的焦点。

富有同情心地理解中国

《龙与洋鬼子》讲述了安特生在中国当公务员的十一年经历。中国文化的特点是什么？安特生认为是一种挑战时间的力量。“人怕时间，时间怕金字塔”，这是一句古埃及谚语。我们这些有肉体的人害怕时间，因为时间会带来死亡；时间害怕金字塔，因为不管过了多少年，金字塔依然屹立。在金字塔面前，时间似乎失去了力量。但安特生有另一种看法：

其他所有早期文化的代表，——，克里特岛宫殿的统治者，埃及金字塔的建造者，楔形文字的始祖，早已过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人在巨大的孤独中坚持着，作为他们祖先在青铜时代创造的作品、哲学和艺术的直接继承者。

在安特生看来，人类文明早期成果仅存的硕果，就是延续了几千年没有中断的早期中华文明——。

在安特生关于中国的书籍中，很少有所谓的异域描写，或者说在民族志意义上把中国人分成几种类型。虽然他在中国一直是个“外国人”，但他一直保持着对中国人的热爱。他在《龙与洋鬼子》中写道：“一般来说，中国的男人瘦而壮，女人壮而宽肩，孩子胖乎乎的，眼睛清澈明亮。”

最难能可贵的是，安特生对待中国人总是带着一种同情的理解和理解的同情，表现出一种悲悯的情怀，所以他的感情让人觉得特别真挚感人。甚至在中国的土匪问题上，他也会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理解来解释：“中国人天生不爱闹事。他们本质上是农民和商人，所以成为土匪的人必须有充分的理由，这与上述两种生活方式是背道而驰的。”对于中国大多数人来说，抢劫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工作”。一位负责押解安特生一行去山西的警官曾向他解释说：“强盗中只有10%左右的人因为偷盗的恶习而成为强盗，其余90%的人都是被迫作恶的。”所以在安特生看来，即使是在小偷遍地的时代和地区，大部分土匪都是被逼的。

安特生并不认为中国是一个西方完全不了解的陌生地方。内陆地区，尤其是西北地区，与外界联系很少，很多风俗习惯还是早年遗留下来的。安特生写道：

到现在为止，我所列举的中国近代物质生活的所有古代特征，都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或者一个早期的历史时期(比如有炮塔的农场可以追溯到汉代)。然而，感兴趣的观察者会发现，无论是中国的农村，还是受外界影响相对较小的内陆城市，人们的生活都与老欧洲惊人地相似。所以我会毫不犹豫的把中国的民间生活描述成一个活生生的中世纪，毕竟帝国大部分地区还是像生活在中世纪一样。

安特生不同意当时西方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是所有规则的例外，也不同意许多中国学者认为——中国文化神秘莫测，不可理解。在他看来，中国并不特殊，除了一些不发达地区还处于中世纪，和老欧洲的生活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作为一个欧洲人，他完全可以了解中国的一切。中国工匠的许多方法让这位熟悉科学技术的欧洲科学家惊叹不已。安特生在看到中国的一个木匠如何“劈开”一块巨大的木头时写道：

木匠和制作棺材的人把木头放在锯架上，这样木头的一端支撑在地面上，另一端倾斜一定角度。然后，一个人站在木头上，另一个人站在地上，两个人用一把大锯子把原木准确地锯成木板或搁栅。

中国人用巧妙的方法，不仅解决了缺少大型工具的问题，还使锯头不偏不倚，得到了最高的产出率。为此，德国版特意配了一张照片：在一家名为宜兴木厂的店铺前，两个中国木匠正在锯比他们俩都高的木头。

对于近代中国的落后，安特生以同情的态度梳理了1840年至1912年的历史。他写了两次鸦片战争：

欧洲人对权力的理解和中国走向国家的观念完全不同。中国走向国家的理念在中华文化的土地上发扬光大，却在现代世界政治等理念的挑战面前败下阵来。虽然欧洲外交官理论上在争取所谓的正义，但可惜的是，那些“正义”的理念已经被鸦片贸易、蓍草事件和欧洲士兵在北京的野蛮行径所摧毁。

他试图从现代国际关系的角度理解中国处处碰壁的原因，同时对鸦片贸易、蓍草事件和欧洲士兵的野蛮行径进行道德谴责。

安特生在《龙与洋鬼子》一书中也透露了对欧洲未来的担忧。在该书第16章的结尾，他写道：

但是，当我看到我们现代的欧洲留学生，那些衣冠楚楚的年轻一代，很少有机会去思考自己祖国的福祉和不幸，而是平静地把时间分配给爵士和各种考试，那么我的思绪就会回到那些表面上有些寒酸的中国小留学生身上。我觉得中国学生的精神更丰富，因为他们生活在风雨飘摇、寻根寻根的时代，谷壳被风吹走，浅树被风吹走。

显然，这个结论不是一个在中国待了几天的旅行者，或者一个只生活在欧洲圈，不懂中文的记者所能得出的。安特生和中国其他学者一起，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培养了中国许多年轻的地质学家。他不仅对古老的中国文化充满敬意，而且对中国的年轻一代也充满敬意。安特生认为，中国的未来不可估量。中国虽然经历了几千年，但依然保持着民族文化的生命力。与古埃及、克里特岛、美索不达米亚等被蛮族摧毁的文明不同，中国人自开天辟地以来，保持了自己四千多年的文化繁荣。他认为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他说，也许有一天，“开启世界新征程的重任，会再次落在东方人身上。”他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和期待，他认为中国的未来不仅是中国文化的自然发展，也是东西方文明的融合。

如何看待安特生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安特生开始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发掘。他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他曾被中国评为“大学者”，也被称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帮凶”，但他最终还是回归为一名杰出的学者。安特生于1914年作为中国政府采矿和行政部的顾问来到中国，但当时的中国政府不知道如何利用这样一位地质学家。是丁文江发现了安特生，给了他施展抱负的机会，首先在地质学上，然后在史前考古的发现和研究上，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从1921年到1949年，周口店遗址和仰韶文化的发现是中国史前史上极其重要的发现。安特生的贡献使中国传统史学家认识到，考古学是了解中国古代史的必由之路，尤其是田野考古。在1985年举行的仰韶文化发现65周年大会上，安特生的学术贡献得到了高度评价。

中华文明来自古埃及。主流学者怎么看？主流学者安特生的观点是“发现”，似乎为中国人“从西方说”提供了“物证”，而中国人“从西方说”和中国文明来自古代、巴比伦的论调更是喧嚣一时。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了一股社会思潮。

当时国内很多人坚持认为中国人“来自西方”，中华文明来自埃及和巴比伦。这些典型人物有刘、章太炎、等人。刘是中国人“说西方”的铁杆拥护者。在他的书《龙与洋鬼子》中，他宣扬：

“汉族来自西土，是高贵的神。他把中国各地的人都描述成动物。南是虫，北是狗，东是狸，西是羊。”

中华文明是“来自西方”吗？证据在哪里？

中国人来自西方，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事实证明，这是西方人至上的论调。

从民族学上讲，中国是世界上类人猿化石最完整的国家，形成了化石链。比如Lamarcinopithecus是200万年前，蓝田人是115万年前。元谋170万年前，云县90万年前。湖南道县发现的“道县人”是12万年前，四川资阳发现的“资阳人”是4万年前。从这些化石的年代来看，中国的化石年代并没有打破，而是一直在延续。

在民族认同上，中国人与日本人、朝鲜人、东南亚人属于一个物种，而古埃及、巴比伦则属于另一个物种。汉族人有独特的铲形门牙，而西方人没有。这种门牙充分说明中国人不同于西方人，属于一个独立的物种。

就文明起源而言，中华文明由颜地、黄帝和蚩尤三个古老部落组成。这三个部落的人不可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可能无缘无故出现。迁徙不可能同时有这么多人口分布。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种族不断繁衍的结果。

中华文明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过时和灭绝的文明。如果没有坚实的历史基础，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文明魅力，如何做到这一点？古埃及和巴比伦文明早已灭亡。